《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的仕宦生涯》

　　作者：邹纪孟

　　版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2月

　　定价：45.00元

　　□书评人 青璎

　　我一向对仕宦之类的图书涉猎不多，大略这类图书无非是想摊出一套关于中国官“场”的诸如权谋故事、处世方略乃至官场黑幕等等，这种类似的“厚黑学”，看上去千差万别，最终强调的都是一个独特的“场”（官场）的生存规则，只不过淹没在中国人错综复杂的人情唾沫里，更显得扑朔迷离。邹纪孟的这本《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的仕宦生涯》或许并不止于此，作者的野心乃是要通过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去梳理一个有关“仕”的传统，只不过作者喜欢的是通俗讲史的方式。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只不过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一句话，郑玄的《正义》作解：“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则设教于其乡，大夫为大师，士为少师，是仕而优则学也。学至大成乃仕，是学而优则仕也”，而朱子的《集注》注的是：“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

　　之所以不避繁缛地引用这些古注，是因为无论在汉儒还是宋儒来看，对“优”的理解并无本质的差异，都是“有余力”，这里“学”与“仕”，用朱子的话来说是“理同而事异”，并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换句话，从“学而优则仕”到“学以致仕”，是一个“仕宦”传统的转向，一种“士”的理想在这里悄然湮灭。前一句“仕而优则学”渐渐隐去，后一句“学而优则仕”却成为千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认为：“士已从固定的封建社会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出现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仕’的问题。”“仕”的本义乃是“士”在其“位”（即士人），而恰恰只有“不在其位”，才有“仕”的问题。我们本能地把“仕”等同于“为官”（仕宦），这多少是中国历史内部权力异化后的印象，“仕”被简单地理解为“如何获得其位”，而“位”又进一步成为权力的象征，“学”与“仕”便如同一根不断拉紧的橡皮筋，“仕”成为异化的权力，而它的异化，同时也改变着“学”的最终目标。难怪于宋真宗赵恒的那首《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这首诗罗列种种”学“的好处，是各种权力（势）想象的叠加，最终归结到”五经“（学）上面，”学“成为致”仕“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仕“成为”学“的终极目标，这样一来，目的和手段分化，在”士“的传统的背面，也同时伴随着一个”仕“的潜流，”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实现理想的最现实的出路。

　　本书作者多少是要在历史中各类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个案里，找到中国文人的“处境”，“士”的理想与权力欲望的碰撞，“仕”的社会机制与选拔机制，“仕”的道德自律与内在修养……而另一面，是“仕”的心路历程，如忧患、忠君、悲己、功利心等等，这些伴随着仕途生涯，当然，也包括一些仕途失意的心理安慰机制，事实上像“南柯一梦”这样的故事，虽然宣扬富贵功名如云烟，接近于道家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得到“位”的士人，会自动放弃追逐名利与地位。这样的梦也可以曲折地看成是那个年代在“仕”的围城外面，失意知识分子的一剂“安慰剂”，它可以舒缓苦痛，但不能根治关于“仕”的癔症。

　　“士”的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诸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这也是士的理想品质，是所谓“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必然要求。“专制制度最令人憎恶之处便是权力控制了一切，使人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置身仕途之上的人，自然要受其控制。即使超然于仕途之外，权力也不放过你”，可以说作者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权力“场”，好像是铁屑在磁极的中央聚集，这些权力的碎片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未来的方向。此前，知识分子所受的“士”的教育，让他们始终怀着一种“士”的理想，他们一方面要面对理想，另外一方面又在权力场中挣扎，仕宦，是一种变质的权力，他们从一种单纯的“士”的理想蜕变成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场”，在“场”上的任何一个磁极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正是作者要向我们宣示的权力规则，而“学而优则仕”就变成了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开始，就意味着文化场域里一种不安的“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