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97岁的“未名四老”之一张中行静静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这位享有盛誉的文学家、哲学家、国学家给后人留下了《负暄琐话》、《禅外说禅》、《文言与白话》、《顺生论》、《流年碎影》等众多著作，也给十多年前接触过这位国学老人的一位编辑留下了无限追思。

　　《负暄絮语》张中行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版定价：20.00元

　　张中行先生为本文作者的藏书签字。

　　□元尚

　　有一种文章充满了学识和对人生的彻悟，然而却又不以此自恃，读来就如朋友们在一起聊天，淡淡的、缓缓的、随意的但又是有品有位的。一开始读张中行先生的文章时，就常有这样的感受。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京城的一家杂志社做小编，编发完尽心女士写的《张中行轶事》一文后，就给行翁寄上一份杂志。当时心中的确不知行翁是否满意，再后来听尽心女士说先生还是满意的，于是斗胆要去向行翁约稿。又听说向行翁约稿子的人几乎排队，我虽喜爱行翁的文章，多多少少也藏了数册先生的集子，但始终未曾见过先生，仅是神交而已，故而再请尽心引见。约稿用的时间虽是星期六，可毕竟也算公事。我还有一个目的，是私事，就是想请先生为我藏的那几册书签个字。

　　头天晚上从书柜里把那几册书找齐。一共有七本，其中最早的一本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佛教与中国文学》，1984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四千册，另外的六本均为近些时候的新版。

　　在快到行翁家门口时，我问是不是给行翁买点东西算是见面礼，尽心说要买你就买烤白薯，先生最爱吃，别的东西先生要责怪。捧着烤白薯上了楼，因为事先约好，行翁正在家等着我们。

　　见先生之前想了许多话题，进门以后，在门厅兼作客厅的地方，先生让我们坐沙发，自己坐在木椅上，面对着我们，我却一下子所有的话题都想不起来了。行翁说：“告诉你们个好消息。”说完，进书房，出来时拿一本书。是先生的旧体诗选集，书名曰：《说梦草》。书名为先生老友启功所题。“说梦草”三字大如铜钱。按照一般惯例，书名题签，字不宜大。先生说启功两眼黄斑颇重，几乎看不见东西。这三个字是摸着写的，写完以后，又拿放大镜，来回一点儿一点儿地仔细瞧了一遍，才放心。“你们看怎么样？”大家就是大家，笔上无字心中有字。

　　本来想马上就向先生约稿，见先生兴头正好，以前总是在纸上见先生，这回见了面理应多听先生的。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旧体诗的平仄问题，才知道先生于旧体诗造诣精深。

　　以前见过一篇文章，说行翁既非诗人亦非古典文学研究者，看不出旧体诗的毛病“情有可原”云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猜想就因为《说梦草》发表得太晚，人们一直误以为先生不会做诗。行翁给我的第一印象，无论是从书本上还是眼前，他都不像一般人们印象中的诗人，但旧体诗却做得极好。先生说：“一三五不论，可在五律七律中往往必须要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诗人自命的文人恐怕不多，但文人大多都能为诗却不假。所以说不是诗人未必就一定不懂诗。古典文学也是如此，研究与不研究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如果硬说是有，也只能是评职称、拿津贴的时候有。

　　七本书一共只带了六本，当时只顾了高兴，没有注意到少带了一本，还是回来后才发现的。忘带的那本是《负暄琐话》，来行翁家的头天晚上躺在床上翻了几页，就放在枕边，第二天一忙忘记了。我说藏了先生几册书，想借这机会，请先生给签个字。行翁说：“成，拿来。”行翁说话和写文章极简练。起身，又进书房，出来时拿了支笔。我问《佛教与中国文学》是不是最早的书。行翁说在它之前还有两本。签的第一本就是它。一笔一画，小心翼翼。

　　签完，行翁说明儿个是腊八，“落款的日期，就用腊八吧。”自《桑榆自传》以下署“张中行戊寅腊八”。

　　约稿，签字，公事私事，圆满。下午近五时，告辞。行翁照例问回家吧，送你们去电梯。我说楼道里凉。行翁说屋里太热。行翁一直看着电梯门关闭。出了楼门口，尽心女士说：“行翁每逢遇上有人拿一摞书来请他签字，按例总是第一本题字，其他一律只签名。这回破例，给你一本一本地题字签名。”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神交已久的缘故吧，尽管这种神交是从我这一方面来说的。

　　题字，有“正之”、“正谬”、“指正”之词，初读总觉晚辈如我者，怎敢去给先生“正谬”，后又一想，学如传薪，前修未密，后出转精。逢此人皆以为先生谦虚，我觉实乃先生教我，如何做人，如何读书。

　　此后又去了行翁家一次，《负暄琐话》还是没有带去请先生签字，今日想来竟成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