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电台第一次直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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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6/03/03 10:41 今晚报 | ||
7月27日那天,我下班没回家,原因有两个。 一是播音组的方华第一天下工厂,上夜班晚上10点,我们几个相约去送她。二是那天晚上10点以后,电视台播放朝鲜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我们几个约好送完方华回来,一起看电视。 1976年的中国,电视还远没有普及,文化生活更是枯燥单调。能有外国电影看真是一件美事。 回宿舍的时候,已经是午夜12点多了。暑热仍在继续。湿漉漉的空气。广播局大院朦朦胧胧。路灯显得很昏暗。我们五个姑娘,三个播音员,两个录音员,轻轻地上楼,轻轻地开门,轻轻地到寝室对面的卫生间洗漱。乏味的朝鲜电影扫了我们的兴致,我们像被骄阳晒蔫了的花,谁都懒得说话,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 我打了盆水放在床头的凳子上,撂下蚊帐钻进去,平躺在床上,把湿毛巾放在胸口,强迫自己闭上眼睛。 不知几时睡着的。 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姑娘们都醒了。“谁?”门敲得更急了。“有流氓!”一个姑娘大叫着跳下床,钻进了另一个姑娘的蚊帐。与此同时,我的床上下跳动,继而左右摇晃。 “地震啦!”是我喊的,五个姑娘中是我首先觉醒的。“哗”——床头的盆掉在了地上,水全洒了。我的床犹如海浪中的船剧烈摇摆。我趴在床上,抱住床,两只手死死抓住床边,侧脸看窗外,树枝们像一群醉汉,执著地、争先恐后地撞击着玻璃窗,似乎说什么也得撞进来。有人哭啦。我吓得心往下沉:糟了!我们家的小楼肯定塌了! 泪水,像决堤的河。 大地像暴怒的父亲抽打完孩子以后,累了,乏了,筋疲力尽了。大地恢复了平静。 我们五个人居然都在床上没动。 “啪啪啪”,门又被敲响,这次是真的敲。 “有人吗?怎么还不出来?!”是隔壁电视台的两位师傅。他们平时都很严肃,不屑理我们这些小姑娘。 我们的意识被唤醒,一边答应着,一边相继跳下床,奔向门。一地的水,找不着鞋。没电了,灯不亮。天啊,门打不开,那碰锁怎么拧都不动。我们大叫,惊恐地叫。外面有人用力撞,再撞。门终于打开了,姑娘们摸索着下楼。 我没下楼,我又折回了房间。 穿上衬衣,从枕头下摸出上海牌大壳手表,戴上。双脚踩在水里,蹲下身子,用手摸着了滑到床下的那双轮带底猪皮丁字凉鞋,我把它套在湿乎乎的脚上,顾不得别上扦子,踉跄着冲出房门,下楼。 雨不大,下得很急。天空是灰红色的。空气中弥漫着腥味。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不到四点。 先我下楼的同伴都去了哪?我不知道。我和节目组的李大姐从宿舍楼去广播楼,路上碰见了急急赶来的传音员和技术部门的领导。他们匆匆奔往工作岗位,让我们在楼下等,说楼上太危险。没有多余的话,个个神情凝重。 焦急地等待。不时有同事从家里赶来。不知过了多久,节目组的小杜从楼里出来,直奔我:“今天得直播,去佟楼。”旋即,他直奔汽车班的小平房,司机冯师傅早就等在那了。我看着他们发动汽车,我被李大姐抓着手上了车。冯师傅一踩油门,吉普车像离弦的箭,呼啸而出。 来电台快两年了,从来都没有直播过。我心乱如麻,大脑一片空白。 车开得很快,也颠得厉害。颠得很不舒服。恶心。很想吐。小肚子憋着尿,胀胀的。 发射台的同志们早就等在那了。我被带到了一个房间,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的位置——一张小桌,上面摆着话筒。 “你就坐这,别紧张。” “千万不能紧张,《东方红》开始曲以后,我一示意你就呼号。” “就看你的了,声音得洪亮,沉着冷静!” “准时播出,不能延误,你得说得出话。” “下刀子也不能退却,听见了?” “你这时候就是战士,这就是战壕!” 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围着我,都嘱咐我,我机械地点头、再点头。 各就各位。 洒过水的地面散发着土腥味。有人关上了窗户,把雄鸡报晓的大部分声音关在了窗外。我能看到那鸡的脖子一扬一扬的,鸡冠和鸡翎子红红的。 有人示意我准备。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心跳得很快、很响,自己都能听到声音。喉咙干涩,没有口水。我双手攥拳,按着桌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指挥官。 出奇的静,只有秒表的滴答声。 “东方红……”雄壮的乐曲准时响起。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本台第一套节目现在开始播音。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天津广播史上的重要时刻,21岁的我,像战士那样履行了我的职责。 不知道是怎么被拽上汽车回电台的。只记得天亮了,车窗外的街道满目疮痍。儿童医院外的便道上躺满了抬来的伤员,倒塌的烟囱,遍地的瓦砾,断壁残垣…… 蓦地,我又想起了我家的小楼和我的家人。 它塌了吗?它还立着吗? 爸爸妈妈怎么样啦,弟弟好吗? 在蓟县下乡的妹妹一准吓坏了! 泪水,像决堤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