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

　　编者：阿拉·古兹利米安

　　版本：三联书店

　　2005年11月

　　定价：16.80元

　　1993年伦敦某酒店大堂，两人身份上的混杂乃至不确定性，或许是萨义德与巴伦博依姆第一次相见就感觉到磁力的不自觉因素。一个是自称“教师与作家”的萨义德；一个是“钢琴表演艺术家和指挥家”巴伦博依姆。

　　为了弄清楚这是相吸抑或相斥的磁力，他们开始谈话，并马上发现了另一种相似的“不确定”：一个说，回家的感觉其实是动态的，拥有流动的感觉时最高兴；一个说，人的身份是一波流动的浪潮。自从我有记忆起，我就觉得我同属于两个世界，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

　　感到了空气中的松动和流淌，他们不自禁继续交谈。一个说，像大学或者交响乐团这样的地方，在艺术和科学的领域里，人们的生命献给了某种理想，这些地方是供人们去探索的地方，而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巩固什么，这跟这个社会与国家的历史背道而驰；一个说，后殖民时代，文化都是混杂的。他们迷上了互相之间的交谈，为了有机会继续自由畅谈，同时又能较有条理，他们找来了卡内基音乐厅的前任总监阿拉·古兹利米安做穿针引线的提问人与笔录者。阿拉记下了其中的五年，两人在不同国家不同场合迸撞出的吉光片羽，整理成为了这本小书。可是学界与乐界的两位大家一直在不断交流和交锋，直到2003年9月萨义德去世。巴伦博依姆在2003年底写道：“我失去了一位精神伴侣”。

　　巴伦博依姆与萨义德的对话，就是他们都爱的音乐：每次演奏同一首曲子都不一样，就像每次踏入同一条河里都会遇到新鲜的水流；他俩的谈话录也是他们都爱的书：不是传递信息，而是激发思想。

　　本书的原文标题是“平行与矛盾”，萨义德与巴伦博依姆处在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思想通过话语，在矛盾与平行中不断交错、梳理。尤其在两人以“共同”

　　的姿态把巴勒斯坦、以色列摆到“一起”的任何场合，都会因他们各自的犹太与阿拉伯背景而具有非凡的张力，比如1999年他们撮合了将以色列和阿拉伯的音乐才俊带到魏玛，与德国学生一起举办培训班。萨义德认为魏玛培训班的主要宗旨并不是“挽救和平进程”，而是当“以色列人、俄国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在同一个指挥下演奏同一首曲目的时候，“一套身份被另一套身份取代了，”没有政治化的渲染。

　　而巴伦博依姆想着的是：考验和平解决的途径是否奏效并不取决于美元与边界问题的政治解决，而是取决于“文学，还有比文学更好的音乐，因为它不需要明确表达思想……能够在人们之间产生很亲近的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他深信音乐具有言语所不可能的表达性，“那就是其人道的光芒”，而将人道主义传播到任何一个需要它之处，这是音乐工作者的义务。

　　两人奔流不止的思考探寻，矛头自然有不少是指向迂腐老化、人云亦云观点的：比如国内许多重要乐评家一致认为全世界演瓦格纳之地莫过于有瓦格纳“手印”的《指环》首演地———拜罗伊特歌剧院，然而巴伦博依姆直截了当：“拜罗伊特是全世界最保守、最没有思想的剧院”

　　———因为这里与具有革命与创新精神的瓦格纳做法背道而驰：只是努力保持瓦格纳的一点一滴，“实际是最不瓦格纳的做法”。这让人联想到旅法作曲家陈其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提过的，国内介绍及评论音乐家的大流还在追逐欧美50年前的标准，像至今仍将勋伯格等上世纪初冒头的作曲家捧为“先锋”，孰不知这种上世纪由个别欧洲乐评家提出的说法，在今日欧洲的重要音乐国度早已被摒弃，“先锋”已成为最不“先锋”的提法。

　　□本报书评人张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