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背山》原作作者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1935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普洛尔，她的祖先们———有农民、磨坊工人、发明家、艺术家，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350年。1860年，她父亲随自己西班牙和加拿大的父母移居新英格兰，一直从事纺织业。母亲是个画家，也是自然主义者。从母亲那儿，普洛尔学着如何欣赏与洞察自然世界。大家庭里一贯有口头讲故事的传统，普洛尔听过成千个这样的故事，

让大家眼前一亮开始天马行空的，不外于像一只蚂蚁搬动了一根稻草、一只空鞋子这样的小细节。

　　普洛尔在佛蒙特州和蒙特利尔的大学里学过历史，过后她发现，在时间跨度大的事件中研究个体的生存状况，对锻炼写小说很有用。离开了学院和教学领域后的15年里，普洛尔一直是自由职业者，给报刊写杂文，内容涉及天气、

　　接着，普洛尔第一次踏上北部大半岛，也第一次被一片土地强烈感动：当地气候恶劣，港口的渔民慷慨亲切，可是他们生活艰苦。同时普洛尔发觉，这个岛在与世隔绝了几个世纪后，也已涌进现代文明的意识。就是在这里，她头脑中萌生出《船讯》故事的雏形。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对社会及个体变化深感兴趣的普洛尔造访纽芬兰9次，观察，做笔记，聆听。

　　《断背山》刚完稿的时候，普洛尔觉得不会有杂志敢刊登这个伤痕累累的怀俄明州“同志罗曼史”。然而这部短篇小说不仅在1997年被《纽约客》刊载，还连获美国的“欧·亨利小说奖”和一项国家杂志奖。今年初普洛尔在怀俄明州家里接受了美联社的电话采访，采访中拒绝谈及书中两位“同志”恋人的原型。

　　普洛尔写的故事给她带来了美国国家图书大奖和普利策奖，畅销的除了《断背山》，还有两本书：后被搬上银幕的《船讯》和《明信片》。

　　记者：《断背山》的写作是不是在尝试实现某些东西？

　　普洛尔：跟我写的系列怀俄明州的故事一样，每部小说都少不了源自社会观察的题材，这是我写作的主题。我写《断背山》时，不要说搬上银幕，连能不能出版都怀疑。因为这本书的路子没有遵循主流文学中寻常的轨道。写这个故事，我花的时间几乎是一般小说的两倍。

　　我得想象进入两个没受过教育、言语粗鲁的小伙子内心，一个70岁的老婆子要做到这一点，很花时间。

　　记者：你对电影版的《断背山》有什么看法？

　　普洛尔：我根本没有参与电影版的制作。

　　编剧是拉里·麦克默特里和黛安娜·欧莎娜，黛安娜有一次打电话给我，我们谈了几个小时。

　　我故意置身事外，一来因为忙，二来也因为我不怎么接触电影，也不是电影编剧。因此在电影拍摄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想不出来到底他们拍得怎么样，会不会拍得很吓人，还是更多抓住失去与伤感这一基调。去年9月我看到了，一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用了8年的时间，慢慢地想人物该怎么样，情节这里怎么样，那里该怎么样，渐渐地感到当中的角色就像生活在周围。写完以后，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们从头脑中赶走，已开始写下一本书。可是当我看到电影《断背山》的一刻，角色们马上都回来了，就像真的一样。里面两个演员都演得很好，不过杰克·盖伦霍尔演的杰克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杰克更神经质、更粗朴一点，而盖伦霍尔表现出的气质非常敏感、细腻。希斯的表演则是没办法形容的，他陷入故事那么深，比我还深，他对角色的演绎深入骨髓。李安在电影里加入了他自己的思虑，都加得很有必要。

　　记者：你的小说里大部分主角都是男性，你是故意为之，抑或是故事发展的需要？

　　普洛尔：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我的故事都发生在乡间，乡间的劳动分工比较分明，就是男耕女织型的，男性在外面，碰到有意思的事的机会比较多。因此我的故事自然就倾向于以男性为主角。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家有五姐妹，我是最大的，从小我就一直希望有兄弟。再有就是我喜欢男人，所以我着笔多为男性。

　　记者：你觉得这个故事算不算惊世骇俗？

　　普洛尔：我希望开一个头，大家开始讨论一直绝口不提、实际上深埋心里的话题，形形色色的话题。全世界都应该打破沉默。我希望在大家看完电影以后，社会通过沟通慢慢变得宽容。人们只是满腔同情地走出电影院也好，这毕竟是个爱情故事。有人把这个故事形容为既大气也小家子气，我很同意。这是个古老的故事，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很多遍。

　　记者：有没有什么组织跟你联络？

　　普洛尔：开始我也以为会有，但书出来以后只是一片死寂。倒是收到不少同性恋者的来信，他们给我讲的一些故事令人心碎。这些年，这样的来信断断续续一直都有，一些人写道：“完全就是我的过去。”有一位父亲写得挺感人：“到现在我才明白我儿子是怎么过来的。”我知道很多非同性恋者也喜欢这电影。

　　编译：张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