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没有平信快———这话如在平时说，准被斥为奇谈怪论。然而，在三十年前的那场大地震之后的天津，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它却千真万确。笔者当时在市邮电管理局办公室（同时为抗震救灾办公室）工作，有切身体验。

　　一夜之间，准确点说，也就是1976年7月28日黎明前的几秒钟时间，天津市受到地震灾害的袭击，邮电通信遭受严重破坏。天津通往东北方向的火车、汽车邮路阻断，长途电信

线路不通，承担党政军重要通信任务的市内电话三分局（烟台道分局）几乎全部瘫痪，担负收、发、转电报业务的长途电信局来报室屋顶部分坍塌，设备被毁，在岗人员一死多伤。从早晨开始，我搜集汇总情况，协调有关事项，清点机关人员，探访局办公室未到岗的同志，一直忙到下午两点多。

　　匆匆吃了几口饭之后，忘记是谁提醒了一句：该给家里报个平安。这才想到，从早晨5点多进局到现在，耳闻目睹、充满脑海的，全是抗震救灾，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说干就干，找来一张便函纸，一个信封，站在雨地里，弓着腰，趴在传达室那不足一尺宽的窗台上，写了封平安家书。由于怕家里担心，对

　　经过相关人员冒着余震危险、冒着雨淋的全力抢修，长途电信局来报室的设备修复，通信开始恢复。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电报如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来（还有部分海外来电），数量猛增到平时的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电报抄收下来后，翻译环节人手严重不足，电报大量稽延。长途电信局多方抽调人手，市邮电管理局紧急派人增援，但人手的增加远远比不上电报增长的速度。原先，电报在内部传递，用文具筐、文件夹，这时只能用最大号的麻袋来装。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一个，一层一层，堆得像小山似的，从屋里一直堆到楼道里，使原来还算宽敞的楼道，下脚困难。

　　为此，局里决定，发动管理局机关工作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抓住分分秒秒的时间，帮助翻译电报。《标准电码本》发给人手一册，边学边译；翻译完了，统一上交，由专人审核把关。第一次就拉来30麻袋，以后译出一批、送走一批、再续一批，流水作业。

　　如今想来，那也堪称是一道风景：大院整个一个篮球场，就是一间大“办公室”。十几棵原木支撑起几块大苫布，挡雨遮阳。摆一两张办公桌，便是一个处室。午饭后，少数人用3张椅子排在一起当床小憩。大部分人则专注于电报的翻译。像是查四角号码字典一样，一丝不苟；不明白的，小声问一下，生怕影响别人。像我这样连一个电码都不识的门外汉，也是吃完了饭，将饭碗往桌边一推，就俨然一个译电员一样开始工作。好在当时的电报一般都不长，内容不外乎是关心问安、报平安等等，译过几十封之后，初步有些心得，再加上有专人把关，胆子逐步大了起来，速度也就快了不少。我曾留意其中的发电时间，大都稽延5天左右，长的则有八九天。那段日子里，每时每刻，都被电报中传递的关心、爱心、担心、焦急、牵挂、希望、呼唤等等情绪所感染，使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马虎与敷衍。那时，工作空前繁忙，作息时间难以正常。睡觉先是在操场上，大篷下，后来就住在自行车篷下的临建里。但是，就是这样的毫无规律可言的生活，竟然治好了我在地震前刚刚患上的失眠症，而且几十年未再犯。

　　8月9日午饭后，我照例专心致志地当我的译电员，一位负责电报审核的同志给我递过来一封电报。一看，呀！怎么还有哥哥给我的电报？内容是询问我的情况。我不是已经在当日发信回去了吗！细看发报日期，是8月1日。按常规，我发的信在此前应该收到了。仔细一想，不管怎么，肯定是家里不放心，又赶忙写了一封信寄回去。后来得知，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哥哥当即就念给母亲听。但一字不识的母亲，拿着我那三行半的“万金”家书翻来覆去地端详，总觉得它与平时的不一样，甚至怀疑信不是我写的。这也难怪，我平时写信，内容详细不说，字也尽量写得工整。而这封信，不仅是我至今所写的信中最短的，而且字也是写得最差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看着母亲心事重重、坐不安立不稳的样子，哥哥说我写封信去问一下。转念一想，说电报来得快，发封电报吧。母亲同意。然而，这一次，母亲和哥哥都错了。他们哪里知道，当时，一封平信寄到天津，最多需3天；而一封电报发过来，却足足用了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