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枪手 换招牌 拉权威 参与者自曝劣质辞书黑幕

　　随着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出台，辞书近日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很多专家纷纷表示，辞书市场混乱，很多劣质图书大行其道是《规定》出台的根本

原因，辞书市场已经到了必须整顿的时候。那么，这些劣质辞书是如何出笼的，他们如何能受到读者青睐，《规定》的出台是否能有效遏止劣质图书的出版风？记者近日走访了相关人士。

　　于建军／绘【内幕曝光】

　　在业内人士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两位曾参与伪劣辞书制作的人士。在记者保证不曝光他们身份和名字的前提下，他们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劣质伪书的炮制过程。

　　作者都是头一次编书

　　李强（化名）告诉记者，几年前他曾在外地某省会城市参与过编辞书。

　　“那时我大学刚毕业，每天的工作也比较清闲，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熟人就给我找了这么个活。”虽然编辑费很低，但小李还是答应参加，并准时参加了“编辑组”的第一次会议。

　　“去之前我对自己能否做好这件事情心里挺没底的，毕竟自己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可到那一看我就乐了。”小李发现，来开会的七个人几乎和他差不多大，其中还有两个是在校大学生。他和大家简单交流后发现，这些人和他一样，没有一个人以前编过图书，更别说辞书了。

　　“我们要编的是一本介绍世界历史上发生在每一天中的大事情的辞书。工作很简单，每人先尽自己所能，找出市场上已经出版的和这个内容相似的书，出版社给编辑分书，如果书不够分就去复印。

　　分书有标准，当时市场上卖得最火的《中国大事记》和《世界大事记》人手一本，因为这是大家编辑的蓝本。此外，每人再至少拿两本其他的书，从这两本书中选择一些可以用上的词条或者解释，以替换蓝本上的部分内容，以避免被说成是抄袭。”

　　小李表示，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比如编１９７８年４月６日这一天的世界大事，如果权威辞书上写了８件，小李的工作就是查找其他辞书，在自己编写的辞书中，或者替换一两条大事，或者补充一两条大事，而且补充的内容不能来自同一本书。但这件“简单”的工作让小李苦恼不已。“毕竟内容的增删要有标准，这个最让我为难。我根本判断不出来哪个词条应删，哪个词条应增，也说不清楚自己替换的内容解释是否正确。”

　　因为这样的苦恼，小李曾给其他参与者打电话，请教经验。“没想到大家都说我太较真。有人告诉我，你知道的事情就增加上去，不了解的就删除。”

　　无奈，小李不久就选择了退出。他告诉记者，自己的那份工作很快被其他“积极”的参与者“接收”了。“出版社为‘保证质量’，原则上让我们每人编１０年，但如果你时间充裕，想编２０年，就可以成为辞书的主编之一。”

　　做辞书有“技巧”

　　相比李强，曾编辑过好几本辞书的张天（化名）则算得上是“资深人士”。在电话中，讲起如何做一本辞书，他头头是道。“什么样的辞书读者才买？权威加便宜是关键，所以我们重点在这两方面下工夫，其中有很多‘技巧’。”

　　张天告诉记者，想够权威，第一是尽量找有名气的出版社合作出书；第二是主编得是名人。要做到这两点不是什么难事。

　　“与最有名的几家辞书出版社合作相对困难，我们曾经跟这些出版社接触过，但选题很难通过。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退而求其次，还是那个选题，换一家看似权威但其实管理不太严格的出版社。毕竟现在出版辞书很赚钱，甚至有出版社打出口号说‘室室出辞书，人人编辞书’，所以找到一家合作出版社不是什么难事。”

　　除了找权威出版社，他们还要找一位名主编为辞书“增色”。“很多专家轻易不愿意挂名，有的碍于熟人的面子会要求先看样张，但看完之后，基本也就没什么下文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主动’把专家的名字放上去，反正这样做的又不是我们一家，即使查也够他们查一阵子的。”

　　除了这两点，张天补充说，书名也很重要，要傍名牌，书名要与《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辞海》类似，前面可以可上“规范”“新编”等字样，封面也要与这些名牌辞书近似。

　　要想降低图书成本，作者是第一步。张天说，请那些专业搞辞书编辑的作者成本高，而且他们干活太慢，这些人肯定不是考虑的对象。“说白了，我们的辞书中原创的东西很少，工作不难，就是借用市场上已出版的辞书，以拼凑、组合、删改的办法进行剪辑，炮制出一本新辞书。这种工作甚至中文系的大学生就可以完成。我曾经请过一个快毕业的中文系大学生做统稿，我给他１０００元，他用了半个月就通读了２００多万字的辞书。这样的价格和速度才是我们需要的。当然，质量方面就不能要求太高了。”

　　这样做出的辞书自然成本很低，而且在销售上他们实施的也是“高定价、低折扣”的策略。“有时大家会在书市上看到一些定价数百元、上千元的辞书，但却以一二折的价格销售，其实这些书几乎都是这样做出来的。但读者并不知情，看到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包装精美，价格还低，感觉买回去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用都很合适。”

　　【业内揭发】

　　被毙掉的选题换名出版

　　多次任“国家图书奖”和“国家辞书奖”评委的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在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自然有不少出版单位希望能借用他的名气为辞书增加权威感，但这些辞书也是陷阱重重。

　　“曾经有一家国内有名的出版社的人找到我，希望我参加他们的‘辞书质量鉴定委员会’。还拿了一个叫做《现代汉语词典图文版》选题的样张。”那人介绍说，这套图书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蓝本，做一些内容增、删和改动，并增加很多图片。看了样张后，周明鉴知道这又是本粗制滥造的辞书。“当时我就告诉他，如果你们社还没有列选，我建议你们不列；如果已经列选，我建议你们撤选，你们不值得用贵社的‘金字招牌’去冒这样的风险。”

　　但没想到一个月后，这家出版社的一位编审给周明鉴打来电话，说那位同志对总编说，周明鉴非常看好这个选题，并且愿意当这本书的顾问。闻此言，周明鉴明确表示，他从来不在任何辞书上挂什么“顾问”之类的头衔。在听了这位编审的汇报后，那位总编撤下了选题。

　　奇怪的是，没有多久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周明鉴却看到这本辞书在另一家出版社换了个书名出版了，６卷本定价１２００元。“我当时翻阅了一下，马上就意识到，这就是那本曾经被毙掉的选题，没想到它的‘生命力’如此之强，马上就找到新主儿了。”

　　打算两年出版２０多本

　　商务印书馆策划部的负责人张稷告诉记者，她本人曾遇到过这些粗制滥造的辞书炮制者。

　　“一次参加朋友聚会，来的人很多都是图书圈里的人。大家在互相介绍时，一个书商听说我是商务印书馆的人，对我就很感兴趣，主动跟我聊了很多话题。”

　　稍微熟悉了一些后，这个书商才跟张稷聊到正题。“他原来一直是做教辅书的，赚了不少钱，当时已经有了几亿的身价。但看到辞书市场越来越火爆后，他又动上了这个心思。”由于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度，这个书商非常希望能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辞书。

　　“他很直接地告诉我，他计划在两年内做２０多个选题，准备在辞书市场上好好赚上一笔。当时我就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辞书了，因为在我们出版社，正常的选题至少要做六七年，小一点的辞书选题一般也要花费三四年时间，他这种速度出辞书在我们出版社简直不可想象。”

　　知道了这个书商的打算，张稷很明确地告诉他，商务印书馆不会参与这种图书的出版。

　　【各方声音】

　　辞书编辑不同于普通编辑

　　鉴于辞书编辑人员的水平不一，在几年前，中国辞书学会就曾与政府主管单位的培训中心合作，想在北京和上海开办辞书编辑培训班。“但两个班一个也没有办起来，因为两个地方报名的人数都寥寥无几。当时谁都可以出辞书，没有资格限制，人家自然也没必要到你这里学习。”周明鉴无奈地说。

　　不过在５月１日将要实施的《规定》中明确规定，没有辞书出版业务的出版社，如果想申请出版辞书，必须有５个参加过总署组织的辞书出版业务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的编辑。“这就好办了。”周明鉴说：“辞书的编辑工作与普通的图书编辑工作不同。一般的图书编辑在编辑时顺读稿件就可以，但辞书编辑必须考虑到上下左右，比如看到‘卡车’这个词，编辑要想到它的上位词‘汽车’是否收入了。因此对辞书编辑进行专业的业务培训是非常重要的。”

　　最关键的是要审核到底

　　“《规定》的出台我举双手赞同，现在的辞书市场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辞书是读者无言的老师，在国家文化教育事业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现在劣质辞书泛滥会严重误人子弟。”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主持人之一、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研究员晁继周研究员说。

　　但他同时也建议，《规定》中在确定哪些出版社可以有出版辞书业务时，要有一定的标准。“对图书出版实行准入制是好的，但操作起来有很多困难，最关键的是要审核到底哪些出版社有能力出版高质量的辞书。现在的辞书出版是比较混乱的，不管有没有常识，只要有胆子就可以搞。那么，有关部门在确定到底哪些出版社有这个能力时，就要下很多工夫了。”

　　信报记者赵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