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30日部队进入成都以后，我被分配在成都军管会（全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由于是文化人，分在了军管会的电影科，记得同事中还有舒凡和方艾。我们的科长就是我们前梯队的队长严寄洲（后来成了著名的电影导演）。这个电影科的任务和执行任务的苦楚，以前绝没有想到。

　　成都市区是属于和平解放的，按照我们的政策和与起义者的协议，原国民党的各级

政府人员照常供职，我亲眼见他们每天仍然按时前来上班，但是只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或者小心地小声地谈论着什么，一律无公可办，因为“旧公”已不能办，“新公”尚未交来。

　　还有就是各电影院要照常营业，继续放映电影。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刚刚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仅生产了《桥》、《瓮中捉鳖》等很少的几部和译制得不多的苏联影片，而且一时也运不来拷贝，不可能满足成都数十万观众的需要和好几家电影院的场次安排，只好允许他们继续上映原有的影片，先行维持。但是那些片子不是“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拍摄的就是从美国进口的，除了一部分进步影片以外，在思想上不可能与我们的意识形态一致，如果不闻不问，就可能出现政治问题；同时，如果不放宽政治标准，将没有多少可演的东西。我们电影科的首要任务就是审查影片，凡是准备上映的片子，都必须把我们请到影院去先行观看，唯一的原则标准和把握尺度就是看它有没有反共的内容，如果有，则需删除或者禁映。到底有没有，由我们（实际是我们的头儿严寄洲）说了算。

　　当时成都有四五家较大的影院，我记得名字的有“智育”和“大华”。我们每天日出而看，日入而归，总在各个影院里看片，平均一天至少看四部。一般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把看电影视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可是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简直是难耐的惩罚。你想，每天有六个小时坐在黑暗里，靠在木椅上，眼盯着银幕，倾听着台词，这样的连续作战也真够人受的。我那时还未满一十八岁，竟也有腰酸背痛、头昏眼花之感，可见此项任务之艰巨。（这种滋味，到了1953年我又备尝了一次——我被借调到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去搞纪录片，厂长陈播为了让我了解、熟习纪录影片，亲手列出了中、外、长、短各个种类的纪录影片共计83部，要我连着观看学习，并且作出心得笔记。这一下，又使我重温了在成都军管会时的审片生活）

　　每当我们进出影院，该影院的经理都站在门口迎送，点头哈腰，十分恭顺。每当我们看完影片，他们就立刻走上前来惶恐地请示：“可不可演？”每当严科长说“可以”时，他们就连忙鞠躬，满面堆笑。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心情之紧张不难理解。我不记得禁映过他们的什么影片，我们的心态是胜利者心态，有一种类似要大赦天下的胸怀，表现是并不“左”的。我只记得在看完刘琼主演的《国魂》以后，严科长对影院经理提出：“这个剧名不合适，文天祥能代表国家吗？”经理十分困窘，害怕不准上映，口中喃喃，不知所措。严科长爽快地出主意说：“改个名可以演，就改叫《文天祥之死》吧。”经理大喜，千恩万谢而去。那时，任何的走后门、送礼品，他们都绝对的不敢。因为共产党、解放军的公正廉洁是名扬天下的。

　　不久，电影科完成了任务。我被调到了军管会的文教科，同我们前梯队的五六个男女同志组成“川大工作组”，进驻到四川大学。

　　由于起义了的国民党军队手中的武器按政策我方不予收缴，而他们中的顽固分子，经常制造事端，携枪叛变，甚至杀害我军方代表。又由于四川是大陆除康藏地区以外最后解放的一块土地，大量的国民党军、政、警、特、宪人员被我军挤压在这一地带，所以当时社会治安情况相当严重。白天，一个连的兵力很难出得城门；夜里，成都市内到处可以听到枪声。敌人还扬言要专门对付我军管会的干部。我们在川大住的是办公楼的一间大房子，门上没有锁。有好心的学生前来告诫我们：要防备夜里睡熟以后有坏人来暗杀。为了以防万一，我们每晚睡前用背包带在门内床前拦一道“绊马索”，作张网布捕捉状。但始终无人来犯，保持平安无事。

　　我们的一日三餐是在校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包饭，严格执行不超过四菜一汤的伙食标准。我最感新鲜的，一是这里把不放盐的淡汤叫做甜汤。而在我们北方，只有放了糖的东面才配用一个甜字。二是把跑堂的服务员喊作“肴师”，想是菜肴师傅之意，这倒是一个可取的尊称。在所吃过的菜中，我觉得味道最为鲜美的是青笋和豌豆尖儿，到现在我仍旧喜欢它们那种来自四川大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