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正忙得眼花，忽然接到友人电话：“女作家某某，认识吗？”

　　我一头雾水：“啊？名字好像听说过……不认识！”

　　友人说：“自杀了，跳楼，抑郁症。”

　　我愣了一下，有些诧异，但并不震动。自从去年春天同学春蕾忽然消失之后，就不容易再有什么事情让我震动了。但毕竟是一个生命，毕竟是一出惨剧，毕竟都是写字的人，所以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泛起了涟漪，我在电话里追问：“怎么了？不在了吗？”

　　友人道：“报上说是去年的事，幸亏遮雨棚救了她，没有生命危险。”

　　友人又道：“一看到报道我就想起你，赶紧给你打电话。你们写作的人怎么了？可真得当心啊……”

　　挂了电话，当即上网搜索，同时打开了当天的报纸。渐渐弄明白是去年下半年的事，这位女作家因为抑郁症发作不能自拔，痛不欲生地从北京的住所跳了下去。四楼的窗口，按理说也是一个致命的高度了，好在命不该绝，下落时被遮雨棚拦挡，最终虽然受伤，但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位女作家朱文颖对自杀一事并不感到吃惊，因为她觉得一些作家有心理问题，自己也不例外。但朱文颖同时也表示，作为上世纪70年代作家，自己已经较为顺利地完成了“转轨”，生活上开始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写作上开始心态平和、面对现实。如果还在原来相对自我的路上行走，就容易失衡、失重……

　　我觉得朱文颖的点评是准确的，而且正好点中了抑郁症的穴位。作家是一个感受能力超强的群体，没有哪个作家是不敏感、不自我的，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对生活感同身受，更不可能艺术地再现生活。但自我到什么程度？却是一个病与非病的分水岭。友人之所以打电话提醒我，显然因为我也写作，也一样神经脆弱。但不同的是，我除了读书写作，每天的大量时间还要办报纸、带孩子，经常忙得没精力抱怨。而且我还基本属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类型，我知道和动辄成为煤窑冤鬼之类的人相比，自己的小恩小怨、小喜小悲实在算不得什么，与其自期自艾地挥泪叹息，还不如资助一个失学儿童，调查一桩消费投诉……曾几何时，我一直盼望能以写作为生，享受一个作家应该有的自由自在。可因为缺乏勇气，因为有着太多的牵挂和不舍，自由被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埋藏在心灵深处。现在想来，也许正是这种缺乏勇气挽救了我。

　　这一两年来，我对抑郁症已经越来越不陌生。我眼看着身边不少熟人因抑郁症而病休回家。他们虽然未必都是作家，但显然都是易感的、郁闷的，或多或少还都有些自恋。罹患抑郁症也许有各种各样外界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还有个自我抗拒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不倒下，别人是不可能把你打倒的。所以，怎样面对自我？怎样呵护自我？已经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