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微观”，既不是哲学上的也非生物学上的。只是言其小，加上“经济”二字，说白了，就是“小生意”。

　　多小？放开你的想像，也未必能想出来。当今社会，讲的是“大”。大生意、大公司、大买卖、大老板；就连贪污受贿也是成千万上亿元当大贪污犯。给孩子压岁钱，给朋友结婚过世出份子钱，三十、五十拿不出手：“打发讨饭的哩？”别人不说，你自己脸红。说

个笑话：有一次我们被聘当咨询委员，会后主持方给每人50元劳务费，加上一句抱歉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有些拿不出手！”倒是我们这些委员先自脸红起来：“不好意思的是我们，50元钱也看得上收！”

　　现在钱大了，人的心也大了。孩子们拿道德教育歌寻开心，胡唱乱改“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一分钱，谁会那么不开眼，肯弯下腰去。吐口痰还得准备50元罚款哩！钱眼大了，钻的人也就多了，谁身边没有几个因贪财进局子的人！

　　言归正传，我说的是四十年前的事。

　　1968年，正是“文革”中期，我们这些本科大学生毕业了无法分配，一鞭子赶到部队农场去“接受再教育”。说“再教育”，无非是抡锹挑肥，春种秋收冬藏，当几年农民。大学生依部队编制分为连、排、班的建制。连、排“首长”都是现役军人。我是连部文书，我的同班同学刘兴民是炊事班上士，专管采购。

　　说到采购，连里养猪、种菜，也有粮食，基本自给自足，倒是要经常下村子里收鸡蛋。刘兴民，农村孩子，吃得苦，人也精细，算得来账，每日挑两个铁皮桶跑村串社。我这文书也多半是“闲人”，难免和他搭帮去采买。只是我空着手，跟着他聊天，监督他收购，不肯动手，很像地主的管家。

　　宁夏青铜峡一带农民，生活苦焦，经济濒于破败，鸡蛋便宜，一个不过三四分钱。听说大学生来收蛋，老婆婆们便都纷纷拿出盛蛋的瓦罐，围了上来。和乡村老婆婆打交道，得有耐心，也还得有心眼。

　　先有一个老婆婆拿来10个鸡蛋，刘兴民就笑嘻嘻地说：“大妈，我数你看着。”便一双、两双，数到五双，全放在铁桶里，桶中已有不少鸡蛋了。那老婆婆伸脖子看看铁桶说：“不对呀，明明是六对么！”兴民一听，急了：“怎么会呢，你看，十个鸡蛋，都放在上边。”老婆婆摇摇头说：“不过，鸡蛋都是一样，上边下边怎么分？”这倒把人难住了。刘兴民气得直“唉唉”。我只默着头笑。拗不过那老婆婆，只好多给她八分钱。老婆婆走后，刘兴民盯着我说：“你可都看见了！多出了8分钱，我写说明，你签名作证！入不了账，平白污人清白。”我说：“行！行！下面注意就是。”

　　再收鸡蛋，刘兴民就注意了，先一五一十将老婆婆罐子里的鸡蛋摆在地上，算完账，付完钱再放进桶里。可是，又遇到麻烦了，一次，算完账，老婆婆硬是不干，非得多要二分钱。任刘兴民怎么解释，老人就是不干。看着那些衣衫褴褛的老婆婆，让人不忍心拒绝她，罢罢罢，再给二分钱，老人心满意足地走了。刘兴民又眼瞪着看我：“都看见了吧，签名作证吧！”

　　我跟刘兴民串村，主要是为这一分钱二分钱当证人。后来每想起这些事，心里就犯酸。

　　从大学生连出来，我穿了军装，驻地仍在宁夏。有一次说起这收鸡蛋的事，我说：“虽说经营的都是一分钱二分钱的事，对于我，却是有生以来从事的大生意。”

　　老兵们不以为然，讲起困难时期，当地老婆婆卖香烟的故事。他说：那时烟草供应紧张，有时烟瘾上来急得抓耳挠腮没办法。营区外有一个老婆婆摆着烟摊，不卖条，不卖盒，论根卖。一根烟一角钱，谁抽得起！老婆婆为了好做生意，用铅笔把每根烟分成10段，吸一口一段一分钱。怎么吸？老婆婆先问你吸几分钱的，五分钱！好，她点着烟，手指捏在第六段。烟鬼吸烟像孩子们吃糖，各有各的吃法，有的用舌头一点一点舔，有的嘎嘣嘎嘣两口嚼完。那些火靠急了的烟鬼，恨不得一口气吸一支烟，老婆婆的手指来不及放，就烫着了。多吸了一段，还是少吸了一段，于是就争吵个没完。吵到底，也不过是一分钱、二分钱的事情。

　　这些往事，既不见于书，也不载入史。亲历者如今日子都过富了，渐渐淡忘了这些事。说起来像天方夜谭。

　　我总记着家乡的一位小学教师，每逢集市，就会在街边放一面手帕，上边是四五个鸡蛋，卖上两毛钱，回家买些油盐度日。那时，家家都穷，上边不许多养鸡，自己也养不起，三五只鸡，下不了几个蛋。日子就是这样围着鸡屁股转。那时美其名叫“鸡屁股银行”。

　　社会变了，发展了，人也变了，富裕了。做大生意的人，花大钱的人，有空闲时，想想我们先前做的小生意，虽属“微观”，却并非无裨补于“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