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6年7月27日下午四点多钟，我独自去小白楼一家委托店取钱。我把凤凰牌自行车卖了，刨去手续费得到150元。那辆车是1971年花156元买的。骑了五年多赔了6元钱。那时自行车凭票购买，因此保值了。次日凌晨，地震了。我和祖母住在一起。我大约只用了十秒时间便抱着她老人家冲出平房到了院子里。天亮之后我去林西路住所看望父亲，特意绕路经过那家坐落在大沽路上的委托店，看到一片瓦砾，三层楼房全部倒塌。于是暗暗庆幸，假若我的自行车没有售出肯定砸烂，也不会有150元钱落袋为安了。

　　当天上午有一次强烈余震，我们已经在大街上搭起防震棚子。邻居李嫂好像是局级先进生产者，毅然撇家舍业去地处陈塘庄工业区的工厂上班了。我受到她的感召，第二天骑车赶赴坐落在北仓工业区的工厂。沿途属于南开和红桥地界，早点部照常营业，“吱吱”炸着果子，并未看到类似和平区的惨状。市里

　　到了工厂，大家彼此问候着，熟识的人大多家住红桥和河北，惊吓不小伤亡不大。只有家住鞍山道与陕西路交口的小张的父亲遇难了。听说几个同事合力搬开一根水泥横梁然后蹬着三轮车将张伯父遗体埋在水上公园后门附近。几天之后官方要求统一火化，小张便将父亲尸体刨出来送到火葬场。多年之后我在一部电视剧里听到这样的台词：“你只有心硬似铁，才能面对生活。”地震就是这样，它迫使我们心硬似铁，不被灾难砸碎。

　　我将祖母送到周李庄亲戚家，便报名参加工厂抢险队了。我以为抢险队的时光是我的人生速成班，尽管人生是不可以速成的。抢险队的工作首先是排险，拆除一座座岌岌可危的建筑物。我变得勇敢起来。率先爬上高高的热处理窑顶，伸出钢钎撬动开裂的大墙，一声轰然坍塌暴土扬尘，22岁的我真正体验了摇摇欲坠的人生状态———倘若人在高位，那是不可忘乎所以的。因为有一种从高空坠落的物质叫肉饼。

　　天气热，抢险队住在车间附近的篮球场上，草草搭了几座防雨棚，没有墙。入夜我们躺在蚊帐里睡觉，一只无主的大狗围绕着这一群不要命的抢险队员走来走去。只有在这种时候你才深切感到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工厂给抢险队员发放营养餐券，一人一天折合人民币三毛钱。大家为了改善伙食经常去河沟里钓鱼。我天天买午餐肉罐头，不顾财务透支而且开始吸烟。工人吸烟多为两角二分钱一盒的“永红”，就是后来的“大港”。我则吸五角钱的“郁金香”，这难免引起同事的惊奇。如今回忆，我的所谓放达可能与地震有关。当灾难突然将人推到地狱门口，人的生活观念无疑发生了变化。

　　排险任务完成了，开始加固厂房。车间结构梁足有六层楼房高，只有一尺多宽，我站在上面抡起大锤打眼，腰间系着安全绳。有时我想，万一安全绳断了我肯定“忘乎所以”了，于是不敢将目光投向地面。我与王兆武搭档，轮流扶钎打锤。王师傅是全厂

　　两个月之后，抢险队解散了。望着经过加固重新投入生产的车间厂房，我心里不免生起几分荣誉感。一大二公的时代，个人的荣誉往往与国家相联，而且只是心理感受而已。

　　我去郊区接回祖母。生活似乎重返昔日轨道。又过了两个月，我被工厂推荐去上大学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本人在抢险队的表现有关。工厂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和另外两个人去杨柳青报到。走进学校头一件事情就是动手搭建“地震棚”———我们的学生宿舍。有了工厂地震抢险队的“人生速成班”经历，我以半个瓦匠的身份出现在学校工地上。我还和樊本源同学一起给全班垒了一座红砖大灶。夜间，我睡下铺屠梦雄同学睡上铺。大灶的火苗儿照耀着我们努力学习建设四化的美丽梦想。

　　有时坐在地震棚里上课，别有味道。这是地震的余韵，深深渗入我们的学习生活。套用当今时髦词语，这一群莘莘学子进入了“后地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