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20岁，在工厂里搞宣传工作，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习作。我文科基础差。虽然父亲陈翔鹤是一位老作家，但解放后，他一直主编《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工作相当繁重；有关读书的事我们谈得很少。有一次父亲问我在读什么书？我说在读《鲁迅选集》，但理解得不深，父亲听后很爽快地说，我给你讲讲。从这时起，只要晚上父亲没有别的事，就为我讲授鲁迅的作品。父亲首先讲了《呐喊·自序传略》，使我初步了解鲁迅先生的事迹和作品的社会作用。以后又陆续讲授《阿Q正传》、《祝福》、《在酒楼

上》、《狂人日记》以及《故乡》、《社戏》等。在我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的是《狂人日记》。作品通过狂人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塑造了知识分子的叛逆者形象，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激情和彻底的民主革命精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头脑里还在响着鲁迅先生的“容不得吃人的人”、快来“救救孩子”的呼声。

　　父亲以崇敬的心情向我讲授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和

　　通过讲授鲁迅的作品，父亲还向我介绍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从这时我才知道了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提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知道了“创造社”和鲁迅的论争、国民党对鲁迅的压迫以及《三闲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等书名的由来。但父亲闭口不谈“浅草社”和“沉钟社”这两个文学社团的由来和文学主张。后来我再读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才知道父亲是这两个文学社团的发起人之一。鲁迅赞扬说，“沉钟社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我对父亲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父亲不仅教我如何读鲁迅的书，也教我如何做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惟新兴者才有将来”……我都是通过父亲的讲授而知道的。鲁迅的话是鼓舞我奋斗下去的精神力量。

　　在“文革”中，父亲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挚友冯至、杨晦给我讲了许多父亲的事，知道了父亲在青年时代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时，认识了郁达夫。1924年在北大又听了鲁迅一年半的课，还两次写信给鲁迅请教创作问题，鲁迅都回了信。那时郁达夫也在北大教书，这年七月里他跟郁达夫到鲁迅家里去拜访。以后我父亲又两次同杨晦、陈炜谟一起去拜访过鲁迅。后来鲁迅在他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选了我父亲《SEE！》和《西风吹到了枕边》两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