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是学考古的，与民俗调查无涉。但是知道考古学、民族学都是人类学的组成部分，前者相当于人类历史的昨天和前天，后者是人类历史的今天，他们是相通的，可以互证，只是缺少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机会。1958年国家民委组织学术界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我有幸参加了广西调查组的工作，主要在桂北对瑶族、侗族和壮族进行调查。由于当时大气候比较差，许多老专家靠边站，政治干预胜于学术研究，这次调查并不规范，设下不少禁区，所出田野调查报告有许多不足，但是通过这次田野实践，激励我要涉足民族调查

，它可以用“活化石”印证“死化石”，坚定了我走民族考古的道路。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主要研究早期中国历史，当时文物局又给我们一项任务：搜集一套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文物，主要有摩梭人的母系制、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傣族和藏族的农奴制等。由于我有从事民族调查的背景，上述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肩上，民族调查成了我的重要任务。

　　我过去所调查的地区，一般都反复去过多次，如凉山去过五次，海南黎族地区去过六次，泸沽湖去过八次。为什么要进行反反复复的调查呢？

　　从认识论来说，通过一次调查就能对调查对象达到科学的认识是不容易。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说东巴有文字，摩梭人没有文字，我在前六次调查中也没有发现摩梭人有文字，但在第七次赴泸沽湖调查时，对当地有无文字进行了专门调查，专门在四川境内调查了三四个村寨的巫师达巴，结果在达巴手中发现了一种《卜书》，共见到七种版本，都是手抄的，都共同使用几十个象形文字。这是摩梭人达巴也有象形文字的实证，只是比东巴文原始得多，从而改变了摩梭人无文字的说法。在此基础上，我又顺藤摸瓜，扩大了调查范围，发现在川滇之间的西番人、普米族、彝族、羌族、耳苏人、纳木依以及白马藏人地区都使用一种象形文字或巫画，仅古老巫画我就搜集了五十多种。这个例子说明，有些问题非要多次调查才能解决。

　　田野调查必然能搜集大量的资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却有两种结果：一是调查之后，草草编写一本调查报告，交给领导或束之高阁了事，这种情况是较多的，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调查就是如此。当时参加调查者有一千多人，其中至少有一千人是这样。另一种是调查之后，趁热打铁，继续搜集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写出杰出的田野报告或学术专著。如上世纪早期从事田野工作的凌纯声、林惠祥、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后来的马耀、刘光汉、宋恩常、李绍明、赵复兴、黄惠昆等都有重要的专著问世，其中有些著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世之作。

　　充分占有资料是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为此提供了可能。然而到此为止是不够的，如果仅仅停留在调查资料堆中转来转去，只能是一个搜集资料的匠人，如同考古界有一种“考古匠”一样。搜集资料不是最终目的。在大量掌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将上述资料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来认识，也就是说，要把所得的资料一一破译，做出科学的解释，此时不仅需要历史学、考古学知识，有时还需要美术学、宗教学的帮助，因此要读许多书，进行大量比较研究，才能有一个科学的结论。

　　当然，其成果应该体现在学术著作上，像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蔡元培先生认为是田野调查的典型范本。随着当今赫哲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