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8月15日，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带着其亲信下属，从八国联军军事殖民机构“都统衙门”手中接收了天津。他选定位于今河北区中山路南头（金钢公园和第二医院处）的海防公所作为直隶总督衙署，天津遂为直隶省城，现今中山路一带成了清政府在直隶实行统治的中心。

　　此时的天津，由于八国联军的占领与破坏，可谓百孔千疮，伤痕累累，头绪繁多，

百事待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袁世凯下车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却是建立一套新型的巡警体系。

　　中国向无巡警。巡警制度是袁世凯、徐世昌等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作为北洋新政的组成部分，袁创办巡警的目的在于清除内乱，维护国内秩序，保障社会稳定，改变只备军以“御外侮”而无警兵以“清内匪”的状况。因此，他在接收天津前就已作“办巡警”之想，预先在保定招募了2000名巡警，又吸收都统衙门原有华籍巡捕1000余人，组成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进入天津后，就将这3000多名巡警按城北、城南、军粮城、塘沽四段分派进驻。这样一来，既可在津城内外建立起正常的治安秩序，又不违背《辛丑条约》规定的有关在天津20里内不准中国驻军的条款，实乃一举多得。

　　袁世凯在奏折中曾说：“警兵所以清内匪”。为此，他特委派其手下得力干将赵秉钧为警局总办，设南、北两巡警总局。南段总局设在金汤桥西，负责金钢桥以南地区。北段总局设在今中山路贾家口，负责金钢桥以北地区。他们“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此为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警察。同时又增添了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且陆续建成拘留所、备差队、军乐队和探防队等，当时天津的这些举措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

　　“警务本为专门之学。”就在天津的警察队伍刚刚建立不久，袁世凯又委派赵秉钧在距今中山路不远处的堤头设立巡警学堂，次年将保定的巡警学堂并入，改称“北洋巡警学堂”。学堂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总教习，聘英、德、日三国警官多人充教习。编译国外书籍为教学课本，培养巡警和高级警官。首期招生260名，学期警官班两年，巡警班一年，开设督察、律例、法政、国际法等课程，毕业后分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现在天津的公安学校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也正是这所学堂。

　　1905年9月，清廷在袁世凯建议下，设立巡警部，由徐世昌、赵秉钧分任尚书、侍郎，巡警制度由此在各省推行。这应是清末在政治体制上的吐故纳新之举，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进一步实施。而此时的天津早已开巡警之先河，以至后来各省及大商埠设立警察均向天津求援，向天津来聘请教官，当时的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山海关巡警局局长王桂林等人也都毕业于北洋巡警学堂。天津因此也竟被外国人描绘为“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

　　巡警制度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体现，中国的这种制度源于天津，说明处在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天津，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由此也凸显了百年中山路的辉煌与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