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至天津解放，中山路这条通衢大道经历了多次战争洗礼，可谓历尽沧桑。民初的壬子兵变、80多年前的直奉战争，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以及平津战役时国民党守军的负隅顽抗，都曾使中山路满目疮痍。而中山路历史上最大、最惨重的一次浩劫，当属1937年天津沦陷前日军有目的的持续轰炸，此后日军在此肆虐八年，沿街精华损失殆尽。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中山路也是很有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

　　1937年7月27日，平津守军主官发出自卫守土抗日通电，天津守军奋起抵抗。增援天津的日军张牙舞爪，大举进攻。日军先是每天出动60余架飞机，对市内街区不分目标地狂轰滥炸，后又有目的地实施轰炸、炮击和扫射。政府机关、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和天津守军临时设立的军事设施等，均被划为摧毁目标。以大经路（今中山路）为中心的中国政府在津行政中心，顿时陷入火海。天津市政府、北宁公园、北宁铁路管理局、造币厂、法院、保安队总部、李公祠、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工业学院等沿线主要公共建筑，顿成一片废墟。附近北六马路上的庆丰面粉厂等，因架设守军炮位，也在被投弹之列。总站（今北站）迤西三四百米沿街的商业设施和住宅全部损毁。因日军怀疑择仁里、庆记东里等沿街居民区藏有抗日守军，便毫无人性地纵火焚烧整片民居，致使大量无辜居民被屠。宋哲元急电南京军政部，“海河大铁桥和金钢桥均被炸断”，“敌以飞机坦克轰炸冲击河北一带”。当时报章揭露日军滔天罪行，“河北一带，日机过处烈焰腾空，房屋倾圮，迄晚未息，损失奇重”。

　　时任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总主笔的英国记者潘纳禄（彭内尔），站在同情中国、同情民众的立场上，以新闻记者的正义、良知和敏锐的洞察力，利用报馆坐落在天津英租界的优势，从8月1日至7日在该报上刊发了20多篇态度鲜明、内容真实的通讯。这些报道，展现了抗日守军“踊跃效死”的英雄气概，揭露了日军在津屠城这一极不人道的军事行动，尤其是详细记载了大经路沿街惨绝人寰的场面。

　　7月29日下午，日军轰炸机编队定时起飞，进行了持续四小时的投弹和空中扫射，许多建筑都被淹没在升腾的烟柱和刺目火光中。转天下午，日军又对天津公共设施实施了第二轮大轰炸，包括通往总站主要道路的几处住宅区、河北和贾家口两个电话交换台等。巨大的烟柱和爆炸的火焰到处可见，惨不忍睹。据目击，北宁铁路管理局这座红砖建筑，仅剩烧焦的空壳，仍在冒着烟。位于中山公园（园门前的时钟指着7点30分）和总站之间尚未竣工的公共讲演所这一灰砖建筑，多处被击中，正燃着熊熊大火。在大经路北侧，纵深50码的房屋也多带有焚烧痕迹。而对从总站通往河北体育场路（今中山北路一带）上的北宁公园的大肆洗劫，也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日本人把建筑物中的家具、装饰品等器物统统搬走，其中有硬木桌子、雕刻精美的椅子、雕塑、玻璃器皿、碗柜、凳子、藤制家具等，甚至连废纸篓也不被放过。公园内的工业试验所是座巨大建筑物，古色古香的中式大门冲着路边，但也被完全烧毁了。金钢桥两侧及市政府前的建筑物也遭到了严重轰击，但日军仍严密把守在一大堆还在冒着烟的废墟前。妥藏在此的丰富的历史档案也顷刻间化成灰烬，地方史研究者后来常对此扼腕叹息。潘纳禄放眼海河沿岸，更是触目惊心。码头上挤满了各种船只，每条船上都挤满了急着要去租界躲避的难民，他们命悬一线，大多数来自大经路等地区。在一片焦土、气味刺鼻的大经路上，到处都能看到正在进行扫荡的日本兵。尽管潘纳禄等持有经日军司令部许可的通行证，但在金钢桥附近，耀武扬威的日本兵仍企图动手扯掉他们汽车上的英国国旗。潘纳禄的日子此后确实不好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军拘禁，后被遣返英国。

　　天津沦陷后，伪治安维持会在中山公园设立。在总站旁的北宁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