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今河北区中山路上的北洋造币总厂旧址，现在仅存一座门楼和三个半四合院，虽然它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它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金融史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永远载入了史册。近代天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除政治、经济原因外，与北洋造币厂的建立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乾隆、嘉庆年间，银元开始从国外传入我国，并在市场上流通。当时银元主要有

鹰洋（墨西哥银元）、马钱（荷兰马剑银元）、本洋（西班牙银元）、站人洋（英国在香港和印度铸的银元）、美国洋（美国银元）、龙洋（日本银元）等，其中以鹰洋最多，政府税收和民间交易都喜用该洋。后来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银元在中国货币流通总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遂逐渐取代了我国本位币银两的地位，从而加剧了中国币制的混乱，造成大量白银外流，银价高涨。有鉴于此，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六年（1890年）决定自铸银元，与银两并用，因此出现双轨制本币。到1900年前，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极为混乱，既有银两、银元，也有辅币铜钱（制钱），还有中国通商银行（中国最早的银行，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发行的纸币。而且在银两兑换方面，当时又因银两成色、重量不同而分为库平（官方）、关平（海关）、漕平（漕运）和市平（各地市场通用）等标准，同时各地又有各地砝平标准，因此流通交易十分复杂。

　　1900年庚子事变后，天津市面银根奇紧，银号钱庄纷纷倒闭，现银千两贴水竟达三四百两之多，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俗称“闹银色”。与此同时，私铸“沙板制钱”（劣质铜钱）充斥市面，严重影响市面交易和民生。1901年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后，看到这种混乱局面，一方面召集天津银钱业董事郑彤勋和朱余斋等人筹设平民官钱局（后改天津银号，即人们常说的“官银号”），以平抑现银贴水；另一方面檄令天津县知事张涛严厉取缔银号和私制沙板制钱（当时俗称“断银色”），但未奏效，主要原因是各地所铸元宝成色不一，难以在市面上流通，交易受阻。于是袁世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天津设立银元局，开铸银币（北洋造银元）、辅币和铜钱等，并下令禁用制钱，几经周折遂使市面逐渐趋于平稳。

　　由于当时我国币制不统一，不仅影响对外贸易，也严重影响到税收。于是很多官员纷纷上书要求统一“圜法”，改革币制，提出“虚金本位”、“废两改元”等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于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币制条例，规定银元为国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含银量九成。银元统一由政府铸造，各省不准私铸。所用旧银元即照市价逐渐收回，并停止使用。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江南（南京）和湖北（武昌）两造币厂开始铸新式大清银币，准备于十月发行，但因辛亥革命，所铸银币陆续随市价流行于市，成为通用银元之一种。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深感统一货币的重要和必要，遂于1914年由国民政府公布新国币条例，并在天津成立北洋造币总厂，同年12月24日在该厂铸造新一元银币，图像为袁世凯头像，这就是人们俗称的“袁大头”。同时铸造了银角、铜元等辅币。此后民国政府以天津造币总厂的银币为准，逐步规范了中国的货币。当时广东、湖北、

　　北洋造币总厂的全套设备由天津德商瑞记洋行承办采购，购买的美国著名常生厂最新全套造币设备，总价格为124685美元。该设备每天按10小时工作计算，可生产各种银币113500枚，各种铜币540000枚。为保证生产，造币总厂制订了很详细的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如生产中原料如何配比，火耗如何掌握，撞光后边脚料如何交回称重等等；在员工管理方面开宗明义就是“营私舞弊者撤职，任事不力者撤换，取巧误工者记大过，任性旷时者记过……”这些新式管理制度为其他各省分厂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北洋造币总厂的建立不仅统一了中国币制，而且为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虽然中国的“废两改元”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最终完成，由银币过渡到纸币，但天津北洋造币总厂的建立为稳定当时中国的政局和经济有着功不可没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