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最有缘分、纠缠最多的两个汉字差不多就是“南开”：出生地属南开区———先后称过二区、城厢区，最终落到“南开”二字上；1961年9月至1968年10月，读书于南开中学———一度称为十五中，也是最后落到了“南开”二字上；1978年10月考研到了南开大学，读书教书、衣食住行尽在南开园中，荏苒已将近三十寒暑，其间使用的字眼似乎也应该以“南开”为最多。

　　不过，在诸多“南开”中，怕还是南开中学的“南开”别有一番滋味。一则当时正是青春年少，大家都在做着桃红色的梦；二则那个时代起起落落，无论是学校还是个人都经过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雪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小托尔斯泰语），酸甜苦辣均非常态的中学教育所可比。现在大家要把渐渐淡去的记忆攒一攒，试图留下几缕痕迹，大约也是同样的心态吧。

　　虽然南开可忆者甚多，但对于这种民间味道浓厚的“史学”来说，似乎还是拣几件无关宏旨的趣事，彼此发会心一笑，更为得体一些。

　　杨校长的书

　　杨志行校长重返南开的时候，好像我正在读初二。只记得是在西操场和大家见面，至于是课间操还是专门的安排已经无法确定了。当时情景尚可依稀想见———矮小的个子，洗得发白的很旧很旧的蓝制服，但很威严的样子。作为一个初中小孩，一是惊讶于校长身材之矮，二是惊讶于校长衣着之简朴，别的就没什么印象了。不过，杨校长给学校带来的变化，逐渐地让同学们感觉到了。首先是纪律。过去的校领导在礼堂讲话，下面乱成一锅粥，自己照念讲稿不误。现在杨校长到台上一站，下面立刻肃然。其次是风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里哪个老师“有学问”，哪个同学有才华，渐渐地成为了学生中议论的话题。比如某某老师可以背诵《古文观止》，某某老师曾经发明过什么墨水的配方之类。当然很多只是中学生想当然而已，不过风气的转移从中可见。

　　这类臆测之词不知何时也把杨校长“笼罩”进来了。记得同学们很神秘又颇带几分敬仰地说起杨校长师出名门，语文修养高得不得了，证据之一是他的家里有一套《四部备要》，价值如何如何昂贵。此类书现在已经成为我职业常用品，但当时却实实在在是第一次听到，立刻觉得杨校长简单是伟大的人物，觉得自己好像也“与有荣焉”。据说“文革”开始后，这套书首当其冲被抄走烧掉了，但也是街谈巷议而已。十几年后，几次见到校长，都想核实一下当年的传闻，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内心隐隐有一点恐惧，深怕校长的如实回答“证伪”了少年的偶像。

　　全能周毓英

　　我的初中同学里有三位美术迷：刘津德、林公雨、张伟凝。刘津德好像天分最高，而且循规蹈矩。另外两位有时逃学躲到澡堂子里偷着画人体（未经核实，依当事人意见为准），有时自习课也偷着速写素描。有一次，张伟凝在自习课上正画得起劲儿，忽然感觉有点异样，原来是“政教主任”周毓英正站在他的身后。据他事后说，当时的第一念头是：“坏啦！画具肯定要没收，闹不好还得来个处分。”不料，周老师压低了声音，指着那副倒霉的半成品，告诉他“这里线条如何”、“那里明暗不对”，说完看了看他，说“课后再接着来吧”。

　　从那次以后，好像画家们都不在自习课上画画了。

　　这一类的“传奇”也是当时同学们中间的比较热门话题：周老师足球踢得如何如何，指挥《黄河大合唱》何其潇洒，等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周老师“粉丝”多多。周老师后来遭遇很惨，固然有“文革”特殊的际遇因素，现在想来和他“露才扬己”的处世风格也不无关系吧———虽然，不过一个如南开这样的学校如果没有几个可以使学生成为“粉丝”的教师，那我们搜索记忆的时候怕也要黯淡不少的。

　　王金池提问

　　初中阶段最“土”的老师当属王金池。王老师不知是鲁西还是豫东人，反正方言口音奇重。一般来说，天津这个地方还是有些欺生的，操外地口音的人多有些不自在。可王老师总是旁若无人、坦荡自信，以致不少同学都学起他的口音———绝无贬义、恶意。他教的是地理课。地理课最头疼的事是记地名，尤其是世界地理。他有一套办法提高大家背地名的兴趣。例如：“谁第一个背下欧洲的国名，我就给他两个一百分。”于是，记性好的让脑子飞转，记性差点的怕问到自己也勉力挣扎，片刻，手臂林立好像拍卖行的情景。我肯定得到过此类殊荣，似乎孙海麟也得到过，别人就记不清了。他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把戏，也都挺受大家欢迎。

　　对于我来说，王老师这一套办法不仅使我中外地名至今还大半未忘，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激发记忆潜能的能力。上山下乡做赤脚医生时，我曾用三天背下全部中药名称、分类及性能，当时我就想到了王金池老师。

　　白乌鸦与孙养林先生的命运

　　高中阶段的老师多有名家，班主任王淑玲和李学茹、物理苏彦玲、代数安同霈、几何聂炳襄等，课都讲得相当好。其中又以孙养林先生的特色更为鲜明。孙先生教生物的时候，正赶上“减轻学生负担”，所以生物列为不考试不计成绩的课程，而且安排在上午第四节或下午第一节，好像暗示给学生不妨打打瞌睡。可是孙先生的课没有人打瞌睡。先生总是在打铃前两三分钟走进教室，步履慢慢的，走到讲台前放下讲义夹，慢慢地摸出一块很大的怀表———那时候这已是古董了，慢慢地打开，再掏出眼镜盒，慢慢地拿出眼镜仔细地戴上。奇怪的是，他那慢吞吞的动作仿佛有磁力一样，满教室的目光就全被吸引过去。然后开讲，娓娓道来，每次都打开一扇出其不意的窗子，在不经意间把你带进孟德尔、摩根的世界。记得一次课的开头是这样的：“现在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其实不太科学。世界上是有白乌鸦的。”接下来，遗传变异的知识就绵绵汩汩淌入几十颗好奇的心灵。

　　这件事成了孙先生一大罪状，说是反对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文革”结束后，为先生平反，说是先生只是陈述一个科学的客观事实云云，于是平反成功。

　　现在想起来，可能罪状并不冤枉，而那样却更会增加我们对先生的崇敬。（未完，续文见明日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