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支持Flash

“可释”和“可译”:再思“国学热”

http://cul.book.sina.com.cn 2007/08/27 15:09   北京青年报

  最近,大家都在议论“传统文化热”或者“国学热”的现象。这一波传统文化的复兴热潮是以许许多多具体形态传统文化的表征复活为标志的,其深刻背景是巨大经济成就所带来的新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这种新的现实使得我们感受到,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二十世纪,传统文化有一种“空洞化”的状态,我们往往仅仅接受“现代性”标准下的一部分“抽象”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又将许多传统文化的“具体”的表征视为“落后”、“封建”的标志而加以批判。比如新的“国学热”中受到追捧的“儒家”以及传统的节庆文化、祭祀文化和传统服饰等等,过去都曾受到过激烈的否定和批判。

  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状态:在“抽象”的“民族精神”的高扬方面,我们曾经做过许许多多努力;但对“具体”的许多传统的表征又加以批判和否定,简单地以“移风易俗”等方式将传统的具体生活形态加以抛弃。所以,我们有关二十世纪中国面对

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有争论。有些人认为我们过度地强调传统,也有人认为我们在“全面反传统”。冯友兰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的说法,其实是当时中国文化选择的一种表述,道出了二十世纪我们继承传统的方向。这种选择是由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势所决定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今天的“国学热”或者“传统文化热”其实正是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在一个经济相对富裕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告别了民族悲情和屈辱的背景下,我们开始认识到“具体”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选择的意义。所以,这一波的“国学热”其实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以往的一些传统文化弘扬的运动有很大的区别。

  面对新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中国人自己遇到的传统和现代的问题,也就是“古今”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另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也就是“中西”之间的复杂关系。最近,有关易中天、于丹等人的“电视讲古”的潮流的争议,关于李白是否“古惑仔”的争议,以及一度被误读和炒作的和我有关的所谓“孔子和章子怡”的问题等,其实都凸显了这种复杂关系的微妙和敏感。一方面,一些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在当代生活中的式微,对于传统的“空洞化”感到焦虑,急于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光复旧物”。另一方面,也有些人由于新的文化自信的产生,而对于中国文化在全球的状态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急于以一种同样急躁的方式向全球推展中华文化。

  在“古今”之间的关系上,其实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从汉语的表达上,“文言”和“白话”是有很大差别的。而古今生活中的差异更是巨大。传统文化经过了二十世纪的“现代性”的阐释之后,其实已经和过去有极大的区别。其中的“可释性”的问题,也就是古今之间的差异如何得以克服,如何以当代的方式阐释传统文化的问题其实相当巨大。如何让当代人理解传统文化,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可以为当代中国人深入理解的表达,尤其是让当代的年轻人更好地了解传统,其实需要进行艰苦努力的工作。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凭着我们的一厢情愿的要求就可以简单地实现。这就要求对于传统文化的“可释性”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便于传统文化在中国内部的传承。

  其次,在“中西”文化之间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我们会遇到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转换成国际上其他文化易于理解的内容,也就是一个“可译性”的问题,其实是文化在“走出去”时经常会遇到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观点当然有自己的依据,但从文化的“可译性”方面看,“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的说法似乎同样有依据,也就是说,那些更易于被他人和不同的文化普遍理解的中国文化,反而更加容易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从这个角度看,在对外的文化传播中,关切“可译性”的问题可以说是难以回避的。只有具有“可译性”的文化才可能被了解。

  由此看来,如何让传统文化具有新的“可释性”和“可译性”,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努力的工作。这需要我们有灵活的策略,坚定的意志,对于传统的认真的思考和了解,对于当下社会和世界的开放与平和的视野和胸怀。

发表评论
爱问(iAsk.com)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