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29日，在炮口对着南京城的英国军舰上，道光皇帝发派的“盛京将军”耆英未经谈判便在英国人起草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赔了银子，割了香港，允了五口通商，分享了关税。紧接着，两年之内，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相继签订，孤芳自赏了2000年的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

　　1854年3月8日，在美国军舰火炮射程之内，在500名美国水兵的注目之下，随着17响礼炮的轰鸣，美国舰队司令和日本德川幕府的代表开始了通商谈判，签署的文件叫做《日美亲善条约》。紧接着 ，两年之内，日英、日俄和日荷之间都建立起了“亲善”，德川幕府200年的闭关锁国瞬间崩溃，日本面临着和中国同样的危机。

　　面临危机，两个国家都醒过来了。都想变革旧制，都想富国强兵，都学习外国先进，但变革内容有同有异，变革结果大相径庭。

　　变革之前，两国各有各的症结，各有各的难处。

　　中国地大人多，民族教派繁杂，一统天下的皇权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还被形形色色的造反折腾得地覆天翻:南有接连四次考不上秀才然后就自称“耶稣弟弟”的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北有白莲教信徒们发动的捻军起义，西南有“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的大理割据，西北有此起彼伏的回民造反。更不要说俄罗斯对伊犁的虎视眈眈和中亚浩罕国将军阿古柏对新疆的侵占。

　　日本地小人少，民族教派单一，但架空天皇的幕府统治已糟朽不堪，260个大大小小的封建藩主各自为政盘剥农民，工商业者在“四民”等级制度中被排在最后，受尽了限制，引来了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若不是地处偏远，恐怕连半殖民地都当不成，早就被英国人灭了。

　　要说变革，还是中国走在前面。1861年，大清国建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按照国际惯例处理外交，曾国藩则上书咸丰皇帝，称第一要务为“购买外洋船炮……继而试造”，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第二年，上海出了报纸，北京办了外语学校;第三年，李鸿章办了江南制造局制造现代化兵器;又三年，左宗棠建起了马尾造船厂。1868年，也就是日本人推翻了德川幕府，开始维新的时候，大清国已经造出了第一艘国产军舰，买来的6艘英国军舰也已到港。那时候，日本水师只有木帆船。

　　中国变了，但变得是皮毛，不变的是体制。

　　跟着日本也变了，但先变的是体制，然后是皮毛。

　　日本变革的先行者是一位名叫吉田松阴的下级武士。启迪他的书是启迪林则徐、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同一本书，这就是中国大学者魏源的《海国图志》。口号是同一句口号，这就是魏源呼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1868年1月，登基仅仅一年的明治天皇在倒幕派的策动之下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接着，“天皇军”和“幕府军”大战了一年半，终于建立了天皇治下的中央集权。由于是被变革派推上台的，所以就必须变革，而不仅仅是复古。除了废藩置县、改革地税、开矿设厂之外，明治天皇还下诏建立国会颁布宪法，请来法国专家帮助起草刑法典，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编制日本民法典；军事上则跟着大清国的步伐——陆军制式效仿德国，海军制式效仿英国。  

　　仅仅过了20多年，日本已经变成了跃跃欲试向外扩张的新强国，日本人的舰队也快赶上大清国的舰队了。

　　而此时的大清国，以军事现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已经陷入了困境。纵有坚船利炮，声势浩大，但社会越来越涣散，官场越来越腐败，海军军费也被用作修了园子。原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只是为了维护一个腐朽的体制。曾国藩和李鸿章，个个都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实力，个个都有改革开放富国强兵的梦想，但到死都是明明白白的奴才。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为两种变革判出了胜负:不仅没有保住人家的朝鲜，还丢掉了自己的台湾， 2000万两银子养出来的北洋水师换来了10倍银子的赔款。

　　此后的日本，越来越猖狂，灭了北洋水师又接着全歼了波罗的海舰队，占了旅顺口又接着占了整个东北，占了整个东北又要占领整个中国，直至广岛和长崎落下了原子弹，百万红军涌进了东北。

　　60年过去了，野心勃勃的日本又让我们愤怒了。但比愤怒更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呢？魏源号召学习“夷之长”，日本人一直在学，我们是不是忘了呢？

　　编辑：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