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周桦

　　窦文涛家的空调坏了，我进门的时候，他正指挥师傅如何修理，一副住家男人的模样。一分钟以后，他点燃骆驼香烟，开始谈即兴艺术。

　　一段书摘：“‘主持人’这个名称是在1952年的总统代表大会上产生的，它借用了某一接力比赛运动队最佳选手的名字，即接力赛中的末棒运动员。然而，这一名字含有‘固定位置’的意思，实际上，主持人位于话语的中心。”——玛格丽特·莫斯

　　英国BBC有一档叫“大卫牙擦苏”的晚间清谈节目，主持大卫是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可是精神矍铄。什么人都不在他的话下，他当面调侃希拉里，对好莱坞美女既绅士又不屑，让美女们看尽他的脸色。他掌握全场气氛，现场观众无不被他牵引。艺术家米丘曾经对我说，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主持人。

　　窦文涛现在不时就拿自己开涮的性格和六七年前是不一样的。我曾经的一位同事跟窦文涛一起做过电视节目，他当时说窦文涛少言寡语，目光炯炯，颇有现在所说的“酷”劲。然后现在又有人跟我说，以前的状态是窦文涛的工作，现在的样子是他的本来的生活。

　　窦文涛自卑吗？他更多应该是自嘲吧？

　　我特别同意窦文涛的看法，我们在羡慕国际著名记者做新闻的潇洒，但在这背后是他们的人格力量更令人钦佩。

　　由此想到窦文涛的明星三人行，最出彩的地方恰恰是窦文涛没把明星当成“明星”的时候。窦文涛最近看了一本叫《行走的刘索拉》的书，书里讲了很多即兴艺术的东西，其中一句令人印象深刻：张开嗓子就是——刘索拉指的是她的即兴演唱。窦文涛也说自己主持节目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曾经有一电视台的记者请教他上台前做了写什么准备，窦文涛说：什么也没有！

　　窦文涛曾说他最早做传媒时集中精力研究的是受众这一方面，但现在他不这样做了，他说自己更看重自己做了什么。

　　记得台湾主持人胡瓜一次到内地领奖，他说目前内地红火的游戏节目是台湾二十年前就做过的。无可否认的是，现在屏幕上大受欢迎的仍然是一些游戏节目。自从中央电视台引进美国的《百万富翁》成为《开心辞典》后，游戏节目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最近香港的无线和亚视也开始《百万富翁》的节目，如果说中央电视台还顾及一点知识文化的面子，香港则是完全“自愚”下去，其中一期有一个问题是问某一个名人是死于什么病——实在匪夷所思。

　　坦率地说，我对我们国内的主持人缺乏好感，他们每每是在电视上表演完一个善良、热情、平易的角色后，走出摄影棚就成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杨澜曾经形容很多主持人喜欢“端着”。

　　我想起在长沙时去他们的歌厅看演出，那就是一场文艺晚会，主持人插科打诨，毫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角”，嬉笑怒骂，尽情发挥，台下观众疯了一样的投入——在那儿，你能感觉国内的主持人有多失败，其实，他们更多是一个报幕员而已。

　　我们在夸一个主持人好的时候，总是通俗地说：他(她)讨好观众，窦文涛这样的打算，会不会是冒险呢？

　　窦文涛真的有变了，他一直在强调自己是一个低级趣味的人，大有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劲头。在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中，窦文涛就这个问题曾说：我没复杂到这种程度。有时我必须使用一些方便别人理解的词，但不等于我认同别人对这些词的概念，我内心深处并不认为那就是“俗”，那就是“低级趣味”。有人对我做了一个心理测验，说如果你老婆是一个服装品味很艳俗的人，喜欢穿得大红大紫、浓妆艳抹，你是她丈夫，你希望潜移默化地提高她的服装品味，还是出差回来，给她买她高兴的大红大紫？我的选择是后者。难道听歌剧就是高雅的吗？听四大天王就是低俗的吗？快乐是一样的。

　　� 　　看看，不愧是电视节目主持人，说好12点半结束，真的爱12点28分刹车，而且不用看表——厉害吧？

　　当局者——窦文涛

　　心灵就是心诚则灵

　　琢磨一切号称即兴的艺术，是我最近的科研课题(笑)。即兴之道在于状态，而创造状态的是心灵，心灵就是心诚则灵。心想真的是能够事成的，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世界是主观意志的表象，别的事灵不灵我不知道，至少我主持节目是一次次验证了你想怎样就会怎样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让自己彻底相信，完全投入于一个心境。

　　所有上台的人都要经历一个阶段，就是寻找自我，但是最终的境界就是忘记自我。你可以回忆一下，一生中最快乐最辉煌的时候，你体验一下当时的瞬间感觉，就是完全忘我，完全融入了现场气氛当中。所以忘记自我才能获得一切，那时杂乱无章的我消失了，变成了一个精神一个意志。

　　比如说过去我常用的一招，有时主持大型节目，上台之前我觉得紧张，就跟身边的鲁豫哀求：“夸我几句，夸我几句。”鲁豫她们现在都习惯了，不假思索就能谀词潮涌，什么你盖世无双、当世第一，你是最棒的，我听得飘飘然就上去了，感觉很好，觉得我能把这场子罩住，其实下面的人在吃饭劝酒，但我只要求自己旁若无人就够了。

　　这招跟骄傲没关系，反倒对自卑有作用。美国拳击手在比赛前开新闻发布会，两个人都表现得没礼貌，一个说我闭着眼也能把你打翻，一个说打死你就象捻死个臭虫——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真的是没修养吗？不是，我把这理解成他的心理调节技术。拳击比赛中要打倒对方，必须心里积攒起足够的愤怒甚至是仇恨，(周：就是一种心理的兴奋剂)对！这种兴奋剂只为了激起斗志，其实比赛完了两人握手拥抱拍屁股，一点事没有。

　　有形的比赛是在赛场上才看到，无形的比赛也许从他知道对手的那天就开始了。日本的相扑手比赛一开始总是蹲下互相盯着，我原来以为那只是一种仪式，可是听一位横纲级的选手说，在扑上去之前，就在互相对视时，我们已经知道胜负了。决战本质上是意志的较量。

　　心理作用在表演性的行当里就更加明显，我发现人的情绪很奇怪，比如我早就感觉到我身上一种独特的情绪变化，每周的星期一、二这两天的下午到晚上，我的情绪都极其低落，不爱说话，要说就爱骂人，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恍然大悟，原来每周这两天的上午是《锵锵三人行》的录影时间——是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太投入了，上午基本处于超过正常值的兴奋状态，而且形成了身体内的习惯。就像吸毒的人吸毒后第二天往往要承受超过正常值的抑郁和低落。人是总体平衡的，你兴奋必然是因为你身体内分泌了某种物质，就像多巴胺还是内啡呔就被视为产生爱情的内分泌物质，肾上腺素过量分泌的结果只能是分泌不足。过去我们认为这是不可捉摸的，实际上你只要注意体察自己也并非无迹可寻。为什么所有修炼的事情，不管瑜珈、气功还是坐禅，都讲“观心”，肯定有体验自我情绪的功用，看多了你就熟悉它，甚至可以知道如何让自己兴奋起来，这是有方法的。我做节目的时候就要让我的情绪提振起来，但是我老是失败。道理明白，道行太浅。

　　我们经常把问题归咎于环境和对方，但实际上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向自我向内心寻求。人们夸主持人总爱讲交流技巧，可毕竟真诚最重要。认清自己的好恶，才是最有效的交际术。

　　不爱社会的人成不了名记者

　　我这个人少年老成，小时候特别理性，读大量的哲学书，在广东电台做的是新闻言论节目，过去得奖时评委对我的评价是逻辑严密，有深度，政策水平高，但那就只是工作。我后来明白人只能做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我从来都对国内外大事不感兴趣，看报纸也只为工作，有限的一点新闻也往往都是听别人说的，所以才发生过一件特尴尬的事。

　　97香港回归，凤凰卫视60小时直播，然后我就休假了，回来第二天，公司举行一个仪式，我们要向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代表赠送一套回归节目的录像带，让我和吴小莉主持，来了好多香港记者，我就当场冲着联络小组的双方代表深情地说：香港回归，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也就完成了她光荣的使命，虽然机构解散了，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怀念你们过去所做的工作……说到此处台下轰堂大笑——我哪知道人家根本没解散！回归后人家还要履行职能哪！

　　可见我在休假状态下根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还是不要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从考上大学新闻系，很长时间我都认为我应该做美国克朗凯特那样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可是我最终发现那只是我对其他行业里出色人士的羡慕，不是我真正的爱好。的确，我掌握关于新闻的学问和技巧，也能做得很专业，但我最终不可能达到至高境界，我可以是个好记者，但不会是个大记者，因为我对社会缺乏爱。大凡名记者都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广东有个女记者，几个民工被老板欺负拿不到工资，她就着急得跟没发她工资一样，为了采访她能让民工住自己家里，我就不行，甭说让民工住我家，就是让我住民工家我也不干。

　　似乎她很不客观，但只要她的报道客观就行，重要的是她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对人类的态度。从名记者的传记里我普遍发现他们是这么一种人：我热爱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希望社会变得更良好，千里之外陌生人的安危都跟我息息相关。做新闻就需要这样的人，真敢拿自己当社会良知的人。

　　爱德华·莫罗是美国CBS的一代名记者，麦卡锡主义在美国造成白色恐怖时，他通过自己的电视节目跟麦卡锡议员做坚决的斗争，当时形势非常严酷，有一位记者仅仅因为在播报新闻后说了句支持莫罗的话就被暗杀，连CBS的高层都不愿支持下去，但莫罗和他的制片人居然自己掏腰包，在《纽约时报》为揭露麦卡锡的节目做广告。这样的人才是无冕之王。

　　问题不在脸上而在心里

　　改革开放之后，有的新闻节目主持人羡慕美国记者，觉得人家敢跟总统装酷，反省自己过去见了领导就本能地点头哈腰，恨不能问问领导“您希望我问您什么问题？”，大感折了自己的威风；于是他要建立新形象，从此就故意对采访对象板着脸，表示自己不含糊，可这是学来别人的表情摆在自己脸上，想让观众看看他也很西方，也能装得很客观，可我担心他光顾着摆派会不会忘了该问什么问题，他那种冷面孔没让我想到人民的代言人，只让我想到两个小流氓街头相遇，谁也不服谁的表情。

　　还有一些新闻评论员，改了过去革命宣传式的口吻，满嘴跟国际接轨的时髦词儿，穿着西装冒充西方评论家，骨子里明明不敢瞎说，于是就装做可以瞎说。

　　问题从来就不在脸上，而在心里。美国记者质问总统，人家是心里胆气壮，脸上出自豪，因为他百分百肯定他的职业是公民对政府问责权的体现，是受宪法保护的人民知情权的化身。心里有了这个底，即便我是个天生笑面虎，我也可以笑着谦卑着问出官员隐瞒着人民的秘密。纸老虎终会被拆穿，所有的不自然都是因为跟内心不符，只有心到了，浑身才哪儿都合适。炼心，就是国画讲究的炼意，意在笔先，意到笔到，心态调整对了，我就可以出口成章挥洒自如完全不假思索。

　　能挽救电视的只有艺术态度

　　有人说国画是书法的自然延伸。这一笔下去，不管是什么样，都是那一刻你的全部状态的表露，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部。如果你不拿给别人看，你完全可以很坦然，好看难看也是个写意，写意就是气功嘛！而且里面也会有你的美感，也许不符合一般人的审美，但那种善恶美丑是你受的教育，你现在想怀疑或否定的恰恰就是这些。也许你现在应该推翻过去的标准，学会欣赏一下自己的笔触，自娱自乐不必把书法想得太严肃了，试试把写字当画画，实际上你完全可以画一个字，把自己的感觉抒发出来。我最近就想买文房四宝，玩玩写字，炼炼气。我不给别人看不就完了嘛。(周：那也就自己看了)不见得，所以就有句话说高山流水觅知音。顾长卫启发他太太演员蒋文丽画画，她是第一回画，结果我一个画家朋友看了大为赞叹，说你画得真好，画得跟我女儿一样，小孩的画就是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想他不是要占蒋文丽的便宜，他是蒋文丽的知音。所以世上自有你的知音。艺术和商业的不同就是商业是寻找购买者，艺术是寻找知音。

　　电视已经快没有出路了，我觉得最终能挽救电视的是艺术态度。我一路以来能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过去我一直很讲究要研究受众，调查他们的需要，然后满足他们。比如讲黄段子，我天生并不爱讲，反而在电视上讲，我是把这当成工作上的尝试--大家经常在饭桌上讲段子，他们一定是爱听的，过滤掉不能讲的那些，实际上还是有一大批可以讲的，在限制级以内的。

　　只能说我找到了这么一个“招儿”，可是到后来我发现，不能长久，任何不真诚的东西都不能长久。没有任何商业行为可以长久，但艺术可以永恒，因为艺术是以心换心。在真心面前，任何做作的幽默、技巧都显得丑陋。有一次宋丹丹上《明星三人行》，我以为她肯定是来搞笑的，没想到她主动跟我说：我想谈谈对婚姻爱情的体会。结果她讲得真好，甚至讲出离婚后她曾经想过自杀。好多人记得这次节目，北京报纸居然把节目录像抄成文字全文刊登。

　　所以真诚能胜过一切。假设她给我们讲了几个笑话，学了学东北话，那就不过又是一个逗观众傻笑的常规节目，也许有的观众还喜欢傻笑，但我看到有另一些观众已经觉得电视在侮辱他们的智慧了。

　　我觉得有生命力的电视节目理性上必须有益智性，感性上必须有蛊惑性。如果我们认为让明星玩翘翘板是满足大众趣味，那就要当心我们是不是在低估观众的素质，所谓的商业眼光是否仍然是上个世纪的眼光。香港人就是仍然按照一套老朽的市民游戏规则在做节目，创作者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但他还把观众当小孩，老大岁数的人腆着肚子在台上狂奔乱喊，那些游戏本质上都是猜谜语发糖果，至多也就是个轮盘赌。这些创作者不把自己生活中的爱好和觉悟融入自己的节目，他做的是工作，他不准备掏出一颗心来跟观众分享。我觉得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搞创意的人越来越觉得难了勉强了，他一构思，就把观众当成要对付的对象，要征服的敌人，没把观众当成跟他一样的人，他以为自己知道观众是些什么人，知道这帮给啥吃啥的人要的是什么。可问题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刁了，吃过一次的东西都不想再吃，招儿都用完了，他们想活活逼死我呀！他没想到不是观众太苛刻，而是这种用“招儿”来对付观众的态度也许根本就是错误的。就象人交朋友，谁会把整天琢磨我、讨好我、设计来埋伏我的人当好朋友呢。可能，观众就象你的朋友一样，他们需要的也许不过是你的真诚。

　　往往你越想着观众爱听什么就说什么，观众就越不想听你说；而你不管别人只想着自己爱说什么，反而观众会凑过来听。主持人与观众的关系，就象两个人交朋友的道理一样。别算计人家，我口道我心，这才是交友之道。

　　在人际交流中，所有技巧其实都是细枝末节。任何一个主持人都认为他应该锤炼技巧，可是锤炼技巧容易背离心灵，所以技巧就像骗人的伎俩，而任何骗术终会被人识破。你会发现一个施展技巧跟人谈话的人是让人讨厌的，不会交到真正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当你跟他说话时，他心里在想着五分钟后要设法含蓄地转移话题，你会觉得这无法有真正的交流。

　　受众调查只能做为检验你的创意是不是成功的结果，是事后诸葛亮，但受众说不出还没出现的东西；正如在李小龙出世前，没有任何一个问卷调查可以告诉你群众现在需要看功夫片。李小龙也不是做了民意测验才去搞功夫片，他是从小练武的，热爱功夫、热爱电影，他就去做了，那是他的命运，他的艺术。他运气好，他红了；同时也许有99个也在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但运气不好，被埋没了。就是这么回事。老琢磨观众不是路，奉献真我才是至高的道。天才、激情、灵感、想象力和创造力永远都是需要的，老想找到一个游戏公式一套工作程序的懒人注定狼狈在最后，只劳力不劳心的人从来都落了下乘。我这么个以媚俗起家的人，现在却固执地认为，用艺术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对待电视，这是避免这个行业消亡于未来的救命稻草。

　　自贬是另一种媚俗

　　什么是艺术？过去我们给这个词儿扣了太神圣的帽子。我说你是作家，你多半会谦虚否认：我算什么作家呀，码几个字儿换点稿费而已。中国人就习惯于这样贬低自己。可是现在这也成了一个新的时髦，演艺界的人大都进步到了这么一个思想水平上，不是那么牛气哄哄了，都争着做小人，多大的明星都显得那么平实：唉，我那哪叫艺术，其实我跟老百姓一样也就是个饮食男女--以为这样可以显得自己真实，其实本质上还是媚俗，难道就永远没有一个真诚的时候？该高看自己就高看自己，你可以自认清高，可以认为所有人都没资格跟你对话，这是你的个性。

　　有些人就说一类知识分子在装俗，就是明明我有挺高的精神追求，可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安全，跟大多数人求同。没有必要，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我不俗我就挥洒出我的不俗，管你们怎么看，我不是在说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选择了特立独行。艺术不是绘画、诗歌这些门类，艺术是对待这件事的态度，艺术家也不是什么荣誉的称呼，不过就是选择了这种态度的一群人。我用商业的态度看自己的职业，我就是个俗文化的电视人；我用艺术的态度看自己的工作，把说话当成艺术来求道，我就是个说话的艺术家。也许我还很初级，但我愿意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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