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有一头蓬乱卷曲的白头发，虽然六十几岁，看上去仍然十分卡通。他的经历也是卡通化的，有一种现实世界缺少的简单和戏剧化。比如他小时候常常逃学，两次被开除出校，中学都没毕业，可是他从进大学到成为正教授，仅仅花了9年时间。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是他和香港三位名摄影家一起出摄影集，而书法成就，则获得上海中国画院封为画师。

　　初初见到张五常，那感觉是不大好的。在白天鹅酒店的大堂吧，张顶着他那一头乱发，没有什么笑容，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出现——名人、权威的排场逼人而来，我有点想放弃这个采访了。但是我很快知道自己错了。乱纷纷坐定之后就发现，除了他太太和两三好友，七八个年轻人都是本地的普通大学生甚至中学生。不管他们问什么，张总是乐于回答，渐渐高兴起来，口若悬河。看样子他是真的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从早到晚，没有一点疲倦不耐烦的神色。他第二天还跑到中学去演讲——中学生怎么听得懂他那新制度经济学呢?他跟他们讲怎么读书，怎么挑老师，说“老师很重要，但是也不是这么重要”。学生们鼓掌鼓得快疯了。

　　人活到一个境界是没办法的了。像张五常，他即使坐在一张不大舒服的椅子上，也是很自在的。在中学演讲，每当学生咬紧牙关鼓掌，他就往椅背上一靠，手臂垂下来——还是很自在的样子。他是不会让自己不舒服的。他肆无忌惮地评论书法、摄影、音乐，也是鲜明的“张式”的，好是好得不得了，天下第一，坏就是垃圾，一钱不值。眼睛里从来没有权威。当然，这你就不能像对他的经济学那么认真了。他拍黑白照片，有中国画的韵味。他拍人物，却是影楼式的干净艳丽，把美丽的太太拍俗了。

　　读那么多书，又还懂得运用肢体语言，他的握手是温暖而舒服的。走在沙面的小路上，他和太太自顾自手拉着手，把一班人甩在后面。他的身材瘦而高，年轻一点的时候大概称得上玉树临风。但是他现在仍然说话风趣，喜欢和美女吃饭。张太说他，“事后都不记得了，跟我说，上次吃饭在旁边那个女的是不是你?”真有他的，这样就过关了。

　　他的太太美丽而能干，在美国有自己的事业——可不是家庭妇女。在内地，他太太做他的普通话翻译——几乎是同声翻译。教授在生活上是个好伴侣吗?他太太说：“看你要求的是什么了。他真的非常可爱。”又取笑他，“吃穿是不讲究的，人家一看他衣服就知道他太太回来了，他自己是不会配颜色的。吃饭也马马虎虎，有时候吃完了说，‘不好吃’，可是他也吃了很多。”两夫妻一般的好口才，说出话来刮辣松脆，活灵活现，跟一般口讷的读书人大不同。

　　张五常答问录

　　(以下《新周刊》记者简称“新”，张五常教授简称“张”)

　　“参与政治的学者我看不起”

　　新：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当初没从美国回香港，会有什么分别?

　　张：当时回香港，科斯鼓励得很厉害，弗里德曼也不反对，阿尔钦也不反对。科斯说中国可能会开放，我又懂中文，我这一套经济学对中国人会很有帮助。回来写了600多篇中文文章，英文写了七八篇，英文好的两三篇。以前平均一年写一篇好的，现在放弃了15篇好的英文文章，换了600篇中文文章，那你说值不值得呢?很难说。

　　新：能不能比较一下在美国和香港工作的不同?

　　张：在美国很学术性，以前没那么政治性，我很讨厌政治。

　　新：你怕老吗?在这个年代，人是不是越老越不值钱?

　　张：不怕老，没怕过，你不可能控制的事，怕也没用。后生思想灵活点，老了看东西准点。我现在推理没这么快了，但判断性准过以前。是我最好的时候。

　　新：能不能比较一下美国，香港和内地的学术环境和学者?

　　张：中国搞经济研究的时间没多久，最多10年，都搞得很好了，尤其是近六七年。现在的问题是师资不够，薪水太低。如果再开放点会做得很好。中国人的智慧好，又勤力。

　　但同美国还是比不上，差太远了。他们有很多大师级人物，要追得上美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医学、物理、化学、经济学，拿诺贝尔奖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美国人，要赶得上不是那么容易的。

　　香港的问题是政府资助教育。国内学生在大学的发言权比香港学生多。内地是读一年大学，政府出6千，学生自掏腰包起码1万；香港是一个学生政府一年资助70万，交给学校。那怎么能干得好呢?所以我对香港学术不太看好，文章越来越多，但是没什么内容。

　　中国治学态度相当好，是不是刚巧我碰到那些都是比较认真的，我就不知道了。　　

　　美国呢，我那一代的学者我是非常佩服的，像弗里德曼我是非常佩服的。可是像他那种人现在也没有了，他从来不讲半句假话，他自己相信的，在学术上自己的结论他才讲，他不会讲其它的。他不管形势怎么样，他不相信的他不会讲。他说了很多次，我没有什么是私底下可以讲而公开不能讲的。

　　问题就是，美国的学者分两种，有一种是专做政府的，一种是专做学术的，河水不犯井水。比如你替世界银行做事，你说话我知道你的角色嘛。现在香港的问题是分不清楚，有的香港议员在大学教书，拿两份薪水，大学一份，议员一份。他发言，你不知道他是从什么角度，替政府还是学术。如果自己想一套，讲出来又一套，那我就看不起你。好多这种人。你很难怪他，他为自己的利益设想。但你要跟我做朋友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那么多人喜欢搞讨厌的东西”

　　新：除了没有立场，什么样的学者是你最讨厌的?

　　张：经济学很多东西都很闷的，我只选那些过瘾的来研究。以前学的很多我都不记得了，你现在告诉我，我都懒得听。任何学问都是这样的，有些很过瘾，有些则很闷。我不明白现在很多人喜欢搞那些那么讨厌的东西，不知道做什么。把数字输进电脑，用高深的数学方程式，选来选去看哪条比较合用，这有点自欺欺人。发表文章能保饭碗。政府资料、数据，你看了也不知道他讲什么，统统放在电脑里，全部算出来先——有什么好玩呢?就这样玩，要吃饭嘛，没办法。怎么会有兴趣呢?

　　所以你要说我偏，我也是很偏的，不能解释现象的经济学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不是说那种技巧不好，问题是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些数字是什么。费雪是数学博士嘛，但是他用得数学不多。萨缪尔森用得好点。你可以用，但是要看有没有内容，没有内容就不要用了。只是一个符号，代表什么呢?我不理你什么名学报支持你、你拿什么奖金，只要你用两句话讲给我听，你这篇文章是讲什么。

　　“经济学者就是被人利用的”

　　新：经济学应该影响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吗?

　　张：你要问我该怎么做，做朋友我告诉你，但你听不听不关我事。我很关心中国的发展，这是事实。但是我怎么能改进社会呢?你们不能把我看得那么高。其实经济学者就是被人利用的，他要实行什么政策，就说张五常怎么讲、是支持

　　他的，如果批评他有什么坏政策，就不理你了。

　　“名气是你们硬塞给我的”

　　新：学者很少有你这么有名气的，为什么你这么有名气?是运气好吗?

　　张：不是我本事，而是时势造英雄。在中国人眼里，我不是大陆人，也算进口货色，我又会写中文。这对我是好事，但也牵累了我，我很不想出名的，我只中意过过瘾，中意夸夸其谈，和朋友谈谈天，有时对自己很满意。现在树大招风，个个都以为我想出风头，又说我颠又说我狂。其实我不想有名的，完全没有名最好，当时应该用笔名写。

　　这是时势，弗里德曼50年代出一本书《资本主义与自由》，卖得不好。1980年又出一本，《选择的自由》，成为全美国全年最畅销的书。时势转了，50年代还是凯恩斯主义嘛，80年代凯恩斯已经垮了。我1982、1983年开始介绍产权，在中国历史上时机没有这么好的了。我对影响中国的青年没后悔过，但搞到这么出名，我好后悔。无妄之灾。他们不明白这完全是机缘巧合，就像王勃，“时来风送滕王阁”啊，他本来是赶不上吃那顿饭的。我在1982、1983年为中国写文章的理由多过王勃，你们明不明白啊?

　　新：名气大了之后是不是说话要小心点?

　　张：我为什么要为这些付出代价?我又不是自己要出名的。你对张五常的评价，评我的文章，不要凭翻译的那些，也不要评我乱讲的那些。你有本事就评我的文章，我的文章写出来就是任你们评的，怎么评都可以。对我做人身攻击没意思。你说我不行，我不行也无所谓。你要厉害过我很容易，你拿篇文章给我看看，就这么简单的要求。我不同意科斯，是拿文章出来的。你讲企业，我也讲企业，拿文章出来比，最简单的事了。只要你的文章传世，你为人怎样是另一回事，就算三妻四妾，文章的地位也一点不会动摇。我现在写《经济解释》，为的就是要争取一些可以留得下来的。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没有我当年的机会，差很远，如果有，他们会厉害过我。

　　新：看来天才也要讲运气的。

　　张：天才这事很难讲。你说我是天才，可你不晓得我写东西的辛苦啊，好辛苦，日以继夜，排山倒海啊，拼命的。天才是不需要这么辛苦的。

　　“经济学比物理学紧张刺激”

　　新：经济学可以解释一切吗?

　　张：与人有关的现象，原则上应该可以全部解释，但未必做得到，很困难。就像我们早上谈到的酒店收费的问题，没那么容易解释。这也是经济学有趣的地方。物理学已经很难找到解释不了的，搞到去解释黑洞。经济学就比较紧张刺激，很多东西没人解释得到，所以有人说，你们经济学者不行的，这么多东西没有解释。物理学的问题，不是不行，而是厉害过头了。

　　新：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在现行的婚姻制度下，结婚是对男人有利还是对女人有利?

　　张：上海有个叫“小宝”的人，说男人娶老婆，自己就是成本，老婆就是收益。讲得对啊。他不蠢。结婚是好大投资，好大收入，风险也好大，交易费用高。

　　“读经济不是为了赚钱的”

　　新：你有过卖桔的经验，以经济学家的头脑来做生意，会不会是好的生意人?

　　张：肯定做不好生意，做生意要花很多时间去想，我哪有时间?总想着赚钱有什么意思?

　　新：有经济学家的头脑，生活是不是应该比一般人好些?

　　张：赫舒拉法这样说，可是我不相信。李嘉诚生活这么好，他读什么经济学了?我妈妈赚钱很本事，可她大字都不识一个。读经济学不要为了赚钱，而要为了明白这个世界。

　　新：我不是只说赚钱，比如理财呢?

　　张：理财不行的。(张太笑：“从来不理!”)

　　“最低俗的爱好是喜欢老婆”

　　新：你有很多爱好，但是不喜欢旅行?

　　张：旅行太累了。从小就逃难。(张太：“我跟他说不一样的嘛，现在经济环境好一些，可以住五星级饭店，有人接送，但是他还是只记得逃难的事。”)

　　新：为什么不再摄影了?

　　张：方法改变了，什么都可以在电脑上加加减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是个古人。

　　新：最喜欢哪些摄影家?

　　张：我这一辈子，摄影家天分最高的应该是何藩。摄影是看你有没有眼光，眼睛里看不看得到那张画。你翻山越岭由早到晚腰都酸了去拍一张照片，我是拿着相机在街边逛逛就拍了。

　　新：最喜欢中国古代哪些书法家，文人?

　　张：书法最喜欢米芾、张旭、王铎、倪元璐。文人最喜欢苏东坡、李白，很讨厌韩愈。喜欢李清照。

　　新：最喜欢哪些音乐家?

　　张：只听莫扎特，没有时间听别人的。(张太：“他很固执的，他喜欢的就是好。他说听音乐要没有压力，很自然地享受，贝多芬那些要很深奥的解释，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就失去了乐趣。”)我不是说别的不好，别的也好，但既然有莫扎特，我何必听别的呢?

　　新：你喜欢摄影、书法、收藏，那么有没有低俗一点的爱好啊?

　　张：我很喜欢我的老婆的，这个最低俗了。(亲昵地对张太又搂肩又拉手。众笑，“这个很高级了。”)

　　新：张太，多不多女生追张教授?做大学教授的夫人是不是老要担心?

　　张太：女生追就没有，崇拜就很多。我只担心他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他喜欢人家，害人。

　　(文—谢立图—姬东/新周刊)

　　只要有所用心——

　　张五常中学演讲录

　　“我是留级专家”

　　我妈妈说我是1935年12月出生的，但我姐姐说我是1936年出生的，我想可能是1935年的机会大点。我三岁开始读一年级，是太小了一点，升不了级，就留级。后来日本人占领香港，逃难到大陆，大概是6岁左右。我妈妈认为我应该读书，走到哪有什么学校就进去了，那时是不讲年龄的，什么地方有书读，哪个班有位子就念哪一班。在一个地方是念小四，跟着跳上中一，又跌落小三。有一年时间在广西，饭都没得吃，当然书也没得读。后来到了佛山华英中学，9岁左右，老师问你最高读几年级?我说初一，就考初一，不及格，就读小六。读了一年毕不了业，那就试试中一吧。读了一年，又升不了学，看来读中一不行，学校又叫我读小六。读完又毕不了业。1948年回香港，我爸爸收到华英校长的信，说你这个儿子没什么希望了，不要令我们难做，别回来了。我爸爸念给我听，说你知不知道这就是开除学籍?我说不知道。在香港湾仔书院念书，念第八班，那时12岁左右，留级留了这么多年还是年龄合适的。读第八班又升不了班……到皇仁书院读书，A到F，最好是A，最差是F，我当然是F。又留了两次级，按照学校规定呢，就要开除，这是我第二次被踢出校门。后来就没读中学了。我是留级专家。

　　1959年我念大学，是23岁，同学是18岁。我比人家大5年。一般来说拿到博士学位后如果做得非常出色，12年后升到正教授。我做正教授是32岁。

　　在湾仔书院的时候经常逃课。有一次匆匆忙忙进课室，老师叫我背书，我说我不会背。他说你平时不是背得出吗?我说平时你不是第一个叫我背的。他就叫别的同学先背，那我就背的出了。

　　在香港，假如我发问，没教到的题目就问了，那就要罚站、要留堂的。在美国不一样，五六百人的大教室，发问不用举手，不用站起来，大声叫出来就行了。老师说问得好，你叫什么名字?赶快把我名字抄下来。

　　我儿子在美国读经济课程，后来我一看全答错了，但我说一定是A的，因为错得精彩。后来果然是A。这就是美国的教育。

　　“也许钓鱼比听古板老师讲课好”

　　我中学功课不行，钓鱼、放风筝、下象棋、打乒乓球、弹小鸟，都很厉害。所以我个人认为假如小孩读不成书，没什么问题。我逃学的时候，到一个很荒凉的沙滩钓鱼，那鱼丝是用手扔出去的，扔出去，收回来，收回来，扔出去。扔一天没有鱼，回家骗我妈妈上课去了。每一次扔出鱼丝，心里都充满了希望!这锻炼了我后来做研究的耐心。有一次划着小船去钓鱼，遇到一条30磅重的鱼，我和它在海上斗了3个小时，最后钓上来了，我的手臂都肿了。每天钓，总有机会碰到大鱼的，就像我的《佃农理论》，也算是一条大鱼了。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当时是坐在课室听老师讲课好，还是一个人去抛鱼丝好。也许抛鱼丝比坐在课堂听那些古板老师讲课好。所以孟子有一次是对的，不过他通常是错的。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这是对的，其它都是错的。你一定要有所用心。我跟儿女说，你们玩电子游戏机，有一个问题，无所用心，不需要想象力，按按按就行了。我们做风筝，大风怎么处理，做弹弓，分叉的距离多大，用什么样的橡皮，用什么样的石仔，都要很深研究的。

　　“有成就感，不一定要是爱因斯坦”

　　要有自知之明，有天分没兴趣，或者有兴趣没天分都是不行的。兴趣自己容易知道，天分就要客观一点了。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天分的，就看在哪方面。我小时候打乒乓球，有兴趣，以为自己有天分，碰到个小孩，教他打，3个月之后就不够他打了，而且他赢得很离谱。我就知道我的天分永远比不上他。这个小孩的名字是容国团。

　　我离开香港去加拿大前，阿团说，我们做这么多年朋友，我也没钱送给你，我教你怎么发球吧，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想我学来干吗呢?可是不好意思不学。第二年，我在加拿大拿了个单打冠军。在加州大学，有一个教授说他经济学厉害过我，我说我厉害过他，结果大家签字，在乒乓球桌上赌胜负，谁赢了，谁的经济学就厉害。结果他输了我十多局，他没一局拿到多过5分。他说：你怎么不去打乒乓球呢?你去争取世界冠军吧。我说你笨死了，我怎么打得过容国团呢?

　　打桥牌、下象棋，我有点天分，没兴趣，很少玩。跟高手下棋，输了赢了都整晚睡不着觉，很蠢的，太伤脑子了。

　　一个人没有成就感是很大的遗憾，每个人都应该在某方面有些成就感，不一定要成为爱因斯坦。

　　“读垃圾书，越读越衰”

　　找个好师傅很重要，启发力强。跟个好老师和看本好书是两回事。学问好是可以看书看来的，跟个好老师可以跟着他想。不能想的，墨守陈规的，就不要跟他了。找一个思考得好，性情和你相近的。阿尔钦跟我近嘛，科斯最跟我近，后来弗里德曼也跟我近嘛。

　　要想办法，不要死读书。到一个地方要停下来，想一想。我55岁开始写书法，如果一段时间没有进步，我就要想一想，什么地方不妥了。我大学读书的时候，花时间找书读，多过读书的时间，因为真正值得看的书是很少的。我到处问人，这本书行不行的。找到了普遍受人推崇的书了，我还不马上读，翻一翻，品尝一下。如果是值得读的，你要拼命去念。1961、1962年的时候，科斯一篇50多页的文章，我整日摆在袋里，会背了还不时拿出来翻翻。你读对了一本书，你就会判若两人，你读那些垃圾书，越读越衰。方法对的话，事半功倍。

　　要想有所成就，总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拼命的，这是无可避免的。你想做学者，大概要三年时间，听不知音，食不知味。我是花了三年时间，带上饼干，几乎睡在图书馆，之后再也不读书了。我不想别人干扰我的思想，我听都不想听。我不是不给他面子，我是想自己思想，你不要骚扰我。(整理—卡纷)

　　张五常小档案

　　履历：

　　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8年后获博士学位。

　　1967-1969年，在芝加哥大学与诺贝尔经济获得主弗里德曼和科斯等工作。

　　1969年，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

　　1982-2000年，任香港大学教授、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

　　1997年，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学术贡献：

　　对财产权影响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的信念，使他几乎是排除一切地集中研究交易费用的各个方面。他几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使他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领奖演辞中指出，张五常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也为得奖成果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目前正在撰写集数十年学术研究精华的著作《经济解释》。

　　部分英文论文：

　　《佃农理论》，1969

　　《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的理论》，1970

　　《蜜蜂的寓言》，1973

　　《儿女的产权与婚姻合约》，1974

　　《价格管制理论》，1974

　　《社会耗费之迷》，1978

　　《企业的合约性质》，1983

　　《新制度经济学》，1993

　　《交易费用的范式》，1998

　　部分中文文集：

　　《卖桔者言》，1984

　　《中国的前途》，1985

　　《再论中国》，1987

　　《三岸情怀》，1987

　　《凭栏集》，1991

　　《随意集》，1992

　　《往日时光》，1993

　　《卷帘集》(上、下)，1998

　　《挑灯集》，1999

　　《学术上的老人与海》，2000

　　《张五常论教育》，2001

　　《张五常论学术》，2001

　　《狂生傲语》，2001

　　《经济解释》，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