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一年才捐一块钱 慈善事业：上海做得最好

　　1994年之前的《人民日报》忌讳提“慈善”二字，他们用的词是“公益”，直到这一年中华慈善总会和上海慈善基金会成立。

　　像一场低烧，慈善在中国发展了7年，渐渐风靡。现如今，全国有140多家慈善组织，数目每月都在增长。1998年特大洪水之前，在北京调查显示，了解有慈善组织的人比例不到7%，但在洪水之后知道有慈善组织的人上升到38%。

　　当我们在银行、酒楼、广场、商场、步行街上，冷不丁地就能与慈善组织的活动相遇。报纸专版、公益广告、灾难时刻、摄影比赛、义卖活动、歌舞晚会，经常就是为慈善事业宣传和募捐而做的。

　　尽管如此，中国的慈善力量和慈善观念还是太弱。美国公民的捐助额每人每年为人均522美元，法国有2000万人作经常性捐助，瑞士则有一半人口常年认捐。中国呢，2000年的人均慈善捐不足1元人民币。中华慈善总会和天津慈善协会的人，以及《慈善》杂志执行主编李玉林都说，上海做慈善算是做得最好的了。

　　上海：有钱不怕钱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公告市民：有困难可以给基金会写求助信或拨打求助电话，经调查核对确实需要救助的会得到相应的捐赠。

　　这个公告一诺千金，在国内城市少有，因为上海慈善基金会在国内慈善组织中最有钱。成立7年来，基金会成功募集基金34322.54万元，其中支出约2亿元，主要用于上海的安老、扶幼、助学、济困等工作，直接受益的困难市民达13万户。

　　最早是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认识到慈善对上海社会的意义，他眼中的慈善是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从黄菊开始，上海所有市级领导班子一二把手每年捐一个月的工资给慈善。

　　上海慈善花招也多，通过“慈善一日捐”、“千店义卖”、“万人上街慈善募捐”、“新春慈善音乐会”、“慈善晚会”、“慈善长跑”、“慈善义卖”、“慈善义拍”、“慈善义赛”和“慈善义诊”等，数百万市民、万余家单位都加入献爱心、捐善款的行列。

　　《慈善》杂志执行主编李玉林最羡慕上海的是，上海人的慈善意识很强。上海很富裕，但也很善于争取、接收国外的捐助。中华慈善总会阎明复会长引入海外资助4000万元人民币到上海建立医疗机构，是上海主动争取到的。上海儿童医院非常漂亮，基本上是社会和海外捐助，捐赠名单刻满了两面墙，政府没花什么钱。对比天津，就基本没有哪一所医院是靠完全捐助建立的。

　　单位是上海最主要的捐款主体，占总额的65%。海外捐款以29%的比例紧随其后，名列第二。

　　匿名：慈善中的时尚

　　富人捐助慈善事业，是商业上的别有用心，还是真的善心慈怀？据调查，全国的私营企业家中，为慈善出力的人很多。　　一次在上海进行的私营企业家调查，显示了富人们的两种慈善观：一种是为树立企业的慈善形象，带有商业动机的宣传手段；另一种是务实不求出名。

　　天津有一位私营企业家捐过一亿多。天津还有一位私营企业家每年捐300多万，连续捐了3年，总共捐了一千万。因为他们要求绝对不能报道，所以除了慈善协会，公众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义举。

　　普通百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做慈善不留名字、不图功利的。

　　天津和平区有一个微改房指挥部，每一个科室都包一个学生读书的费用。为了不让学生们有感恩的心理负担，他们几年来默默地做着这件事，不让学生知道。

　　新疆石河子慈善总会倡议捐助尿毒症患者张强，有一个海南的女教师通过传媒代转捐了1千元，她的要求是不报道她。

　　1998年11月8日晚，广州慈善之光文艺晚会接受的1695.4万元捐款中，从5元到100万元，都有匿名捐赠者。

　　小钱大用与慈善政策

　　慈善资金在中国民政体系中是一笔小钱。2001年一季度，中国民政事业费实际支出57.1亿元，社会捐赠现金额3.2亿元。2000年全国民政事业支出383.8亿元，社会捐赠资金及物资折合金额12.5亿元，慈善团体募捐资金3.9亿元。

　　钱不多，但细水长流的话，也足以启动一个个救助工程。中华慈善总会实施“98抗洪紧急求援行动募捐”之后，又创立了烛光工程专项基金，帮助改善中国农村贫困教师生活条件和业务水平；还有巴中地区的扶贫安居工程、甘肃的雨水积蓄工程、“微笑列车”唇腭裂患儿矫治康复项目、慈爱孤儿工程——已经从单纯的资助困难个人和群体，转换为提升素质、授人以渔的方式。

　　以往中国税收给予乐善好施个人的优惠，是免交个人所得税的30%。2001年3月8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慈善公益捐赠出台新政策，“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马仲器说：新政策已与国际接轨，大家多做善事吧。

　　落后的观念是慈善之敌

　　像河北这样，至今还没有成立省级慈善机构的省份很少了。最近成立的有河南和贵州。湖北湖南有的基层慈善组织非常发达，湖北宜昌一个县的慈善会员就有上万名，包括美发店文具店的小老板们，商业街上做生意的人差不多都是。

　　但组织是一个方面，观念又是另一个问题。中华慈善总会阎明复会长带着台湾慈济功德会去贵州送钱送项目解困时，省长书记都没问题，对慈善很认同，但基层认识不到位，对慈善有顾虑。有市县领导说：“国民党给共产党发资助，这不丢脸吗？”阎明复说：“在你的治理之下老百姓还没有脱离贫困，不是更丢脸吗？”

　　面对慈善的两种态度，使人思考上海的富和贵州的穷。落后的观念是慈善之敌。(文—何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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