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帧全体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照片，它忠实地记录了8年前的某一瞬间，中国人从大喜到大悲、从天堂到地狱的情绪过程。

　　刘占坤：我没有随众人大喜大悲

　　(刘占坤，1981年自学摄影，1985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社，现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记者。)

　　刘占坤很生猛，身材高大，笑容爽朗，穿着极普通，马尾辫，穿皮鞋不穿袜子，标准摄影记者的装束。)

　　这张照片是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直播现场拍摄的。当时我的心情虽然说也有点兴奋，但相对来说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因为我当时对北京申奥成功的期望值不是很高。因此，心理上的落差不是很大。现场的观众当时是很失望，但更多的是惊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能否反映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

　　决定拍摄这张《申奥之夜》的主题照片时，拍摄地点有三个选择：一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直播现场，二是大学校园，三是天安门广场。但是我最终去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因为其余两个地方不容易出彩。我是晚上9点多去的，申奥结果是第二天凌晨2点多

　　公布，在公布申奥结果之前有晚会助兴。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其他媒体的许多记者在场了。我当时很失望，因为记者被限制在二楼不准下来，那个地方正对着大屏幕。这就意味着我只能拍到现场观众的后脑勺。我在那也拍了几张，感觉拍摄效果很不好。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到观众前面去拍一张照片，但是我试了几次都被保安挡回来了。凌晨两点多，开始公布结果了，当萨马兰奇说出：“感谢北京……”时，我感觉有戏了，于是揣起相机就往下跑，这时楼下已经沸腾了，开始敲锣、唱歌、放气球，但是跑着跑着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当我跑到楼下时发现大伙都懵在那了，包括保安也懵在那了，我于是一头钻进去，拍下了这张照片。

　　拍出这样的照片，我觉得有机缘的因素在里面，但主要还是职业的敏感在起作用。因为这样震撼的效果在现场只能持续一两秒钟，可遇不可求。我能拍到这个场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当时的心态比较平和，比较平静，没有随众人大喜大悲。二是一定要去正面拍摄的想法促使我往楼下跑，因而恰巧遇到了这可遇不可求的一瞬。关于这张照片，应该说当时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从长期而言，不太满意。

　　这次申奥，我的心态应该说仍然是相当平静的，但是我认为这次北京申奥成功的几率比较大，相对于北京的最大竞争对手巴黎而言，北京的优势在于她从来没有主办过(奥运会)。我不清楚大多数中国人目前的心态。最近主要做一些日常的采访工作，当然也有涉及一些与申奥有关的内容。我不会去莫斯科采访，但我们《中国青年报》社将派摄影记者去。

　　今年申奥之夜除了准备拍摄一些街头的场景外，有可能还会追踪拍摄一位这张1993年《申奥之夜》照片上的人物，现在已有杂志社与我联系有关拍摄事宜。

　　田歌：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

　　(田歌身上有着很典型的电视人自信的气质。人很开朗。她自己说这只是一种开朗的表达方式。坐在香格里拉的大厅后院，一听说摄影师要拍照，她吓得连连摆手。有阴影！以前，也是在这个后院的小桥旁，为了达到摄影师的要求而做出据她说是各种怪动作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水池里。这个学过六七年舞蹈的人，自爆“丑事”后比记者还乐。

　　田歌身兼主持人、导演、演员等多职，不仅口才好，逻辑思维也不错。回去后整理采访录音，发觉只要稍作修饰，就是一篇不错的符合编辑要求的文章。当年作1993年奥运晚会总导演的她，谈起那段往事就像女性谈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喜上眉梢。那张被抓拍的照片里的她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8年岁月没能在她脸上写下沧桑，却让一座城市历经风雨。)

　　那是第一次真正的现场直播，当时比较年轻，也胆大，什么都敢接。只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当时整个国家对于奥运的意识都不是很成熟。当时四个国家申办，四个国家同时办晚会，压力很大。当初本来计划是在天坛，各种准备都差不多了，又说不行。因为不知道到底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怕万一不成功天坛作为文物会受到损害，最后定在了北辰的国际会议中心。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国际蜜蜂会议”，他们在北辰要开到9月22日晚上，我们9月23日才能进去，23日就要直播了。我们国家所有的现场直播都是有播备录带的，这一次即使我们想有也没办法，没有地方。如果当时现场停电，也就只能黑着了。这次可以说是第一次真正的现场直播，而且8年前的电视技术，想想！

　　我是导演而且还是主持人，我是从那次开始知道当主持人如果熟悉这些事情的话是不需要背词的。在节目的前两天，领导就跟我说，必须是两手准备，一个方案是赢的，一个方案是输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蒙特卡罗的国际会议中心规定不准国外的记者和媒体到前面来，那儿还有一个二层，他们都应该在楼上，而且也不准带鞭炮等照明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当时现场萨马兰奇一说到北京的时候是谁一下子就把鞭炮给放了。他并没说是北京赢，可能是说感谢北京之类的话，大家的英语当时也就是如此。现场的氛围根本不是可以由我们控制的，弦绷得太紧了，只要一听到北京两个字，就觉得成了。根本不等我们说话，鞭炮就放了。而且我也不知道在一秒中，那些记者是怎么下来的，刘占坤又是怎么跳到我面前拍的那张照片，已经没有意识了。现场在一分钟之内巨大的反差，瞬间体验到大喜和大悲。大家刚抱在一起，就有人告诉我，说没有赢，赶紧组织第二方案。后来有人说，这都是田歌搞错了，其实是不是我搞错的，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国家能不能申办成功。

　　当时我们大喜大悲的画面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播放。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是怎么想的。不过这也不能怪现场的观众。当时整个国家就只有激情，不够成熟也不够理智。我觉得当年的失败是留给今天一个很好的经验。如今北京申奥多成熟啊，有那么多的理念、口号、形象大使，请国外的名人来作宣传、奥运标识……当年好象是什么“世界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给世界一个惊喜”，有点乞求“给我们一个机会吧！”当时我们把各国的申奥片拿过去放，当放到我们的时候，我跟现场的同事都愣了，北京的是最不好的。人家都是活力四射的，现代的，就见我们的是一群老头在紫金城下面打太极拳。那时侯是找的一个外国知名导演拍的，你想想一个外国人对北京是什么心理啊，主要是猎奇。

　　就是我们台和国内的导演拍的。今年在宣传上也很有章法，现在所有的宣传都停止了，怕大家把弦绷得太紧。

　　我想今年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即使是上一次我们也不过差了一票。而且我们现在的进步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余声(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主持人)

　　1993年人们从上到下的心气儿都高，大伙儿都认为北京能成，看结果时心理上的倾向性是很强的。当时现场懂英语的人不多，连主办申办都没分清楚，听到北京就开始欢呼了，这时候好像是王刚出来说结果不是这样的，“人家说的是申办城市”，那会儿大家已经转不过弯来了，真有种从高处掉下来的感觉，落差太大了，很多人都哭了，我也是，照片上我的样子是生活中最丑的形象。

　　经过那次后，大伙儿心理承受能力要强多了，心态上也平和了许多。况且这次申奥的点落在了实处，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改进城市面貌，这与申奥的结果关系也不是太大。申奥成功了，老百姓就当是开开眼界。

　　我个人当然是希望北京能成功，但世事难料，国际上的方方面面关系也挺复杂，谁都说不好。如果今年还有一张类似的照片，我希望自己在上面的形象是跟1993年那张反差极大的，最好是心花怒放的那种感觉。今年7月13日我会在世纪坛主持一个大型晚会，我会在晚会现场和很多人一起看电视直播。

　　李梦华(原国家体委主任)

　　(因为已近80高龄，李老是经秘书提醒才想起自己1993年参加了这么一次现场活动。照片，他也像是第一次看到，还问“这是什么时候采访过我的，我都不知道？”)

　　我一直坚持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两手准备，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更多的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所以我对1993年那个结果并没有太大的心理反应。但是作为一个老体育工作者，我很希望2008年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而我那时可以坐在北京的某一个体育场现场观看比赛。

　　王光美(全国政协常委，刘少奇同志遗孀)

　　跟李老一样，王光美也因为年事已高，不太记得1993年当时的情景，加上近两年也很少参与申奥的具体事宜，只能通过秘书转达她和大家一样的愿望：申奥成功。

　　荣高棠(原全国体育总局局长)

　　今年7月13日，荣高棠将到莫斯科。近一阶段都在忙着申奥的事，时间很紧，各地的媒体也都带着同一个问题找到他，因为年龄和身体的缘故，一律不接受采访，在看了记者发过的采访提纲后，他回答了一句话：希望北京成功。(文—黄晶晶、李冬莉、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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