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世纪”到了。

　　据专家估计，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8亿，占到世界总人口的8%。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史无前例。

　　中国的城市化率目前达到了36%，城市化进程已经裹挟600多座城市往前走。在新的城市加入的时候，不时传来另一些享誉已久的名城的黑色新闻——突发性灾难、贪官涌现、决策失误、治安不良、环境污染严重、高失业率、流动人口失控、经济低迷、人气丧失等“杀手”伤害着这些城市的形象及魅力，同时也使政府公信力和城市亲和力受到挑战。

　　这绝非城市规划设计者所能解决的课题。城市受到伤害，该反思的是政府，无辜受累的是市民。此时，要进行多大的城市形象工程才能愈合创伤?

　　有直面现实直面“杀手”的勇气，这是最重要的。城市受伤了，可以治疗，查找病根，借鉴它城的经验和教训，全城人精诚团结，共度难关，重新打造城市魅力。开放进程中的混乱、无知与失误，时局变化中的头脑发热、意志动摇与飞来横祸，虽在所难免，但受伤之后发起的城市复兴运动，会使城市决策者更理智、更高效、更富有经验。

　　如何经营一座城市?新城市可以在全世界找到样板，而受伤的城市则发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复兴运动。

　　规划的城市——经济决策取代空间筹划

　　城市规划学界流传着一句话——“欧洲的工地在柏林，世界的工地在上海”，而上海浦东的建设量是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的十多倍。今天，在欧美的城市化进程渐近尾声之际，中国占了全球城市开发的绝对数量优势。

　　上海，这座被香港大学叶嘉安教授形容为“中国城市规划管理做得最好的、全球最有活力的城市”，击败了印度尼西亚、悉尼两个对手，于7月12日举行了被国际学界称之“世界城市规划设计学界的首届奥林匹克”的首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英文简称WPSC)。此次大会被官方视为“不仅是世界规划界的庆典，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一次庆典。”会议的主题是“规划21世纪的城市：机遇与挑战”。

　　除了四大国际城市规划组织的代表组成国际指导委员会，国内11所拥有城市规划设计专业的重点大学全部参加，还有来自上海、杭州、四川、宁波、河南、广西、广州、浙江、温州、泰安、郑州等省市的城市建设规划部门和政府要员参加，中国各城市对规划的重视与热情可见一斑。

　　会后，专家学者有组织地安排到了北京、广州、西安等地考察，并与当地政府一起召开城市规划研讨会，在中国城市现场办公。规划城市，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复兴中补习的基础课。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毛寿龙说：“个人化的城市规划是第一城市杀手。以前的中国城市发展慢，规划的弊端不易暴露。现在发展快了，什么东西动不动就推倒重来，城市规划往往跟某一个重要人物，也就是市长，他的个人偏好有关，非常个人化。喜欢桥的人上台，到处建桥，喜欢环保的人上台，到处搞环保，过两年下台了，又得拆。这个地方搞一个过街天桥，那个地方搞一个地下隧道，很少考虑老百姓的意愿。”

　　即使城市规划不唯长官意志，我们还是看到了执着于政治理念或建筑理念的规划给城市带来的不妥与伤害。毛寿龙教授指出，发生大地震的唐山是“多快好省”建起来的。1992-1995年，那一阵子城市的建筑质量也不好，那时候是反官僚主义吧，结果把一些必要的程序，质量监测，也给反掉了。后来一些城市发生大楼倒塌，出事的多是那段时间建的楼。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城市规划?规划何为?Louia.Albrechts(路依斯.阿尔布莱西斯)教授是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前任主席，来过四次上海，这次是首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的国际指导委员会成员，他说：“我们的规划原则如今正经受着考验，如大家所看到的纯空间领域的规划正变得影响甚微，而经济领域的规划正显示出它的影响。经济决策正日益代替空间上的筹划。在我看来，空间规划只是一系列规范根据的所需建造的具体建筑。而规划在我看来应包括更多，规划是针对一座城市未来进行的设想，规划是要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这就是说，你必须与所有有关区域人员合作。我们需要能与人沟通的规划者，那将与传统的规划师有很大区别。那将是这个发展迅猛的社会中最大的挑战和原则性问题。上海正在发生的一切也证实了这一切，住房、基础设施、交通等等。你需要大量的服务性人力资源。有时，发展是在赶时髦而非规划。”

　　规划不等同于建筑，而是城市的未来设想，这就是症结。许多吃过苦头的中国城市在复兴和再建设中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

　　珠海曾为城市规划的制订与落空而苦恼不已，他们有雄心壮志要建大城市，国际大机场，跨海大桥，但结果总不如愿。7月初，珠海市聘请包括国家科技部原部长朱丽兰在内的15名科技、经济、管理专家为珠海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顾问，让这些专家为珠海发展高科技出谋划策。着眼未来，这也是城市规划的重要一环。

　　成都延请贝聿铭大师的两个儿子设计天府广场，杭州市市长仇宝兴在WPSC开幕式上以“吸取智慧，为民服务”形容城市规划的意义，人间天堂的苏州在世人的眼中则变成了两个苏州：一个是历史文化旅游名城的苏州，另一个是半年财政收入超百亿、经济高幅增长、台商投资密集的苏州，台资企业逾2300家，总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台湾的调查报告表明，苏州投资环境名列大陆首位，政府效率高，很规范，海关等都没有问题。

　　回想1996年间，中国居然有76个城市在自己的规划中提出建立国际化大都市，放在今天人们可能会哑然失笑，至今称得上国际大都市的中国城市也是屈指可数。大未必就好，中小未必就没有吸引力，这个道理在规划时没能明白。现在，各城市纷纷静悄悄地“调小”城市发展战略，扎扎实实地壮大自己的实力。

　　人居的城市——让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住宅问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人对城市居住环境的认识是朝三暮四的。中国城市对人居环境的重视与改进是城市复兴中的重要一环。

　　去年的昆明全国房地产高级论坛上，评出了“全国十佳人居城市”，按得票数排列是：大连、昆明、珠海、深圳、上海、青岛、北京、杭州、香港、厦门。

　　评比有魅力有竞争力的城市，指标不再限于经济指数了，人均住宅面积、绿地面积、空气质量指数、污染企业治理、公共交通、公共安全都纳入了评估体系，甚至街头靓女的概率也可以成为评价一个城市够吸引的理由。

　　在营造适合人居的城市时，决策者最响亮的两句口号是：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

　　研究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同济大学彭震伟先生说：“1994年，仅在‘可持续发展’议题提出两年以后，中国就发表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在各界都引起了重视。譬如，对经济发展的控制上，将增长速度控制在8%以内；在土地利用上，控制城市扩张，节约耕地。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资助了两个研究项目，一个在清华，一个在同济。清华的研究课题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式及典型范例研究’，主要选取了中国一些典型地区作为模式分析对象，如北京大都市地带、云南等；同济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小城镇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及评价体系’，该课题是面对中国即将进入50%城市化水平并且‘城市化’将上升为中国发展政策的核心内容的形势下，小城镇将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提出的。”

　　另有学者说，“可持续发展”已经被说得都快不知为何物,但它仍然是热点话题。城市的生态环境需要改善对许多中国城市是迫在眉睫的，很多城市的居住环境恶化，例如北京的沙尘暴。实现城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才可使城市居民及后代安居。

　　2000年10月14日，成都市做了一个“无车日”(即不驾车进城日)实验，在城区中心地带的321条街道和51个路口、总面积十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除公共交通客运车辆、特种车辆、专用车辆以及非机动车外，禁止其它车辆通行，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举办并加入全球“无车日”活动的城市。当日，成都市中心的机动车道路交通量削减了65.2%，车速提高一倍，交通噪声级平均降低4.5分贝。天府广场和熊猫广场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均属良好级。成都市民称，无车日的感觉真好——当然好了，部分公交都免费，以人为本嘛。之后，武汉也跃跃欲试。

　　以人为本的另一体现是各城市调整交通战略，从地上转入地下，并走向多元化。叶嘉安教授在规划上是与内地合作的先驱者，他评论交通“双城记”：“上海近年正在大力发展的轨道交通，而香港早在几年前就建成了发达的地下交通网。香港目前的公共交通占了交通总量的80%，可以保证市民的出行。这正是内地其它城市需要努力的。由于高架、地铁、轻轨的相继建成，上海的交通情况改善很多。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如高架对城市景观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上海独有的，很多世界大城市都存在。”广州也在反思高架路。人民的城市——公众要有决策权

　　在建筑工地围墙上看到最多的标语牌是：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建好城市之后，是不是也由公众参与、人民与政府通过沟通来管理了呢?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以前北京还没有打算公布空气污染指数，可是全国有22个城市都在那一年公布了，北京不能落后，也得公布。确定要公布之后才发现，北京的污染指数很高，那22个城市都是好的，怎么办?又不能不公布，又不能改指数，硬硬头皮还是公布了，结果没有事，老百姓没有上街也没有游行，政府空担心了一场；第二个例子是大家都去搞菜篮子工程，北京就觉得老百姓需要大白菜，从各地调大白菜，把市场基础都破坏了。”——看来人民的城市中公众的参与度和政府的沟通度都不够。

　　同济大学的孙施文老师研究城市管理中的公众参与，他认为当前的中国，公众参与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真正落到实处，其主要症结在于：规划者的认识还停留在“我制订，你执行”的阶段；缺乏普及和宣传，市民对自身的权益缺乏认识，影响了参与规划的热情；公众参与缺乏真正的决策权和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显然，中国市民的参与热情正在政府的引导下被唤起。2001年5月，北京市规划学会发起和承办的北京“九十年代十大建筑”评比揭晓，它源于北京和外地群众寄来的635652张选票，这一数字是评选80年代十大建筑时投票数的3倍，还远远超过了今年电影百花奖的选票数。2000年，在“我为中心广场命名”活动中，桂林人给自己的广场“起”了209个名字。

　　价格听证会，是另一种流行的公众参与形式，利于政府价格决策科学、透明、公平、民主。1998年新出台的《价格法》规定，制订“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应当举行听证会。2000年4月5日，云南举行首次立法听证会，讨论《云南省珠宝玉石饰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草案；2000年4月29日，广州举行路桥收费听证会，有来自市人大、政协、企业、机关、街道、车主代表62人；2000年9月23日，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运价调整听证会首开全国先河，公开征集听证代表，全市市民通过电视直播了解听证会的全过程。

　　品牌的城市——创造城市新名片

　　吴志强教授的“大都市全球化理论”开创了大都市全球化研究二元论的先河，他从德国回到同济大学后发起中国规划师起草了《21世纪城市规划师宣言》。他说：“全球的城市将面对面地竞争资金，竞争人才，竞争市场，竞争城市的地位。全球的城市将再一次分工，在建立起来的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一个城市竞争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这个城市经济活力和繁荣程度。也就是说，竞争力的大小决定了这个城市将给她的市民带来多少就业岗位，带来怎么样的就业岗位。说的再直接一点，城市竞争力的大小将大大影响城市中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经营城市”的口号在全国叫响，大家都学会了把城市当品牌来看，竞相创造城市新名片，无论新城、老城，还是受伤的城市。

　　要历史文化名城，还是要现代化名城?这是深圳选择的两难，它不甘当“一夜城”。现在深圳市文化局选择了前者。7月16日公布的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里终于有了深圳。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吴曾德教授说，深圳完全符合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条件，深圳的历史始于67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城市史已有1670年。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最新的城市之后，深圳努力挖掘历史，创造第二张城市名片。

　　奥运会是北京未来的福音书。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申委常务副主席刘敬民说，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给北京带来的好处将是全方位的：北京跻身国际现代化都市；北京的环境更加美丽；奥运建设提高就业率；北京成为全球关注热点；还会使全国人民更加热爱北京。

　　相约北京、扬帆青岛，五环旗下是青岛人的笑脸，青岛作为北京的一个分会场，将从明年开始在浮山湾一线占地42万平方米内建设5大功能区的青岛奥运赛场，提供给2008年奥运会帆船帆板比赛使用。青岛人已经规划好了，建成后的这个比赛基地与青岛的五四广场、音乐广场、八大关连成一体，将成为青岛旅游的新景观。届时，奥运也是青岛的新城市名片。(文—何树青)(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