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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末，“回到北京”说的是近百万知青的返城。岁月蹉跎青春，一度上山下乡去“修理地球”的热血青年“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开始在工厂、机关，更多的是在他们久已陌生的大学校园里，重塑这个城市的青春。
——这是一个春天的北京。
在80年代，“回到北京”说的是无数外省青年的集体寻梦。那是一个新思想激荡人心的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皇城”北京清新开放的空气着实让人着迷。回到北京就是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尽管许多人从来没有到过北京！
——这是一个作梦的北京。
在90年代，“回到北京”说的是南下创业者的回归和海外留学者的回潮，浓缩十多年改革开放史的南方经验，与这个古老城市的文化积淀迅速由冲突转向融合。而“海归派”的到来则更为北京新的复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个时候，跟北京联系一起的早已不仅仅是帮宫、胡同、京腔，而是时尚、高档写字楼、传媒、高科技和CEO。
——这是一个创业的北京。
旧的北京已经老去，几千年积淀的传统正在接受现实的严酷选择，并且因为无数普通人的坚忍努力而在一点点改变。与时代共进的北京进入21世纪，“申奥”成功使亢奋的人们开始把“机遇”一词挂在嘴边。北京开始驶入国际大循环的快车道，并在未来十余年的时间里开始这个有着3042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有史以来最意味深长的变化。很多人因此也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会有更多的人“回到北京”，加入重塑北京的新浪潮之中。
与机遇一起，跑步奔向北京——“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潘石屹：做我们时代的精品
潘石屹从不讳言自己是从甘肃最穷最苦的地方出来的。现在，说话依然带着浓重口音的他理着时尚的小平头，戴着时尚的黑框小圆眼镜，作为在北京房地产市场不断搞出动静的风头人物而闻名。
从1992年来到北京，虽然一直在做项目，但真正引起关注和争议的是SOHO现代城。项目本身的抢手程度和在业界受到的攻击都是罕见的。然后，是潘石屹、张欣夫妇自己出了一本装帧精美的《批判现代城》，一副“笑骂由他笑骂”的泰然。
接下来的建外SOHO热销之势不减。8月初潘石屹从法国旅行回来，10天时间办公桌上要求买房的条子堆了半尺多高。而建外SOHO一期只有249套房子。
还是打的SOHO牌，但骂声不大听到了。
现代城由澳洲设计师设计，强调空间可以移动，以大面积的色块为特色；而建外SOHO由日本设计师设计，全白色，没有线条，以空间征服人。
二者的共同点是简约、年轻化，适合在家办公。潘石屹认为这是他们夫妇对北京房地产的贡献，“一是色彩，在现代城之前北京是没有色彩的；二是极少主义，用最简单的来做，没有一点多余的；还有就是SOGO，什么是好房子，一定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新经济到来的时候，很多人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工作的。在电话的普及率只有千分之几的时候，怎么能谈到在家办公呢?”
面对攻宣，潘石屹的态度很轻松：“农村老太太肯定是看不惯城里的房子的。3年后，他们就会回过味来，知道我们在做的是什么。”
潘石屹的太太张欣，做了另一件令人瞩目的事：召集东南亚12位优秀的建筑师，在长城脚下盖起了房子，称为“建筑师走廊”。其中两位建筑师有意把自己的作品买回去，潘石屹不大愿意。他想只卖另外的50多套房子。
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的态度是不急不躁地。他觉得自己做的项目已经够多了：“万通新世界广场，十几万平米；现代城，近50万平米；博螯，三四十万平米；建外SOHO，80万平米，加起来300万平米了。我都有占时代便宜的感觉。如果继续做下去，一个房地产商一辈子做500万平米，后世的子子孙孙肯定不再建房子了，没空间了。”
潘石屹想，这个时代缺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代缺的是精品。“你看见的房子，有多少是精品呢?都是垃圾。中国的房地产商，想明年的事太多，想10年后的事太少，甚至就想这几个月的事，能不能卖出去，把钱赚回来。
“什么是精品?是不是贴大理石就是精品?不是复制点古代的东西、洋人的东西，而是要做这个时代的东西。”
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际化，是出精品的两个条件，“WTO之后，再建破房子就拿不出手了。”
潘石屹去戛纳参加一张门票3000美金的房地产节，发现别的国家的房地产商根本不带展板模型，只是展示各自的思想，然后就是吃喝玩乐，女孩子穿得少少的在桌子上走。“思想最重要的。我们的建筑没有灵魂。”
城市之比
北京的内部结构很好、很混合，所以发展健康。深圳、广州是单一的商业城市，坐下来都是商人。北京有多少明星、艺术家、外交官啊，互相为营养，互相为市场。你不做生意，不一定没有钱啊，可以赚你的钱。而生意人也需要思想。
必须明白这一点，否则很多人不理解，北京这么脏，灰尘那么大，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凑过来，房价还居高不下。刚刚看的报道，北京的房价是江西的六倍。
香港、新加坡，都是让我震撼过、激动过的地方。第一次去香港，我想，就要给北京建这样的房子；夏威夷，财富堆起来的；旧金山适合居住。悉尼没什么，就是一个歌剧院，跟县城似的。巴黎好，埃菲尔铁塔、金字塔，什么都可以出现。
没汽车的地方最好，像鼓浪屿、威尼斯。
还喜欢地势上有点变化，有山的，不是平铺直叙的。新加坡和香港建筑上差距不大，但全世界都是香港的图片，从维多利亚看太平山，层次非常丰富。
北京还是脏、乱、灰尘大，马路边的树上都是灰尘。巴黎是故意留着一块土和沙子，围起来，让人接触自然。不过，相信北京能建设好。(文—卡纷图—严志刚/新周刊)
评语：
潘石屹不是在北京做项目最多最大的发展商，却是给北京房地产市场带来冲击最强烈的。他和太太张欣，用现代城，建外SOHO，建筑师走廊证明了：做精品，才是北京房地产业真正的出路。
潘石屹：甘肃人1980年就读于石油部下设在河北廊坊的学校1988年南下海南投身房地产1992年在海南完成原始积累的潘重回北京
石涛：给畅销书一个理由
从《格调》、《恶俗》、《垃圾之歌》等“另类丛书”来推想主编者石涛，多数人会认为他是文雅而时髦的知识分子，和北京不大有关系的。而石涛却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在西城的胡同里长大。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大学教了4年书，然后是在美国读书和做事的8年。
在首都经贸大学读财经，并不是兴趣所在，“每天写小说。大学没毕业就开始发表小说了。”直到后来做公司了才发现大学没白上：“我能看财务报表。”
在美国读的是哲学，“那时喜欢思想，希望对西方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后来发现自己不太适宜做学问，“和天性有冲突”。1990年拿下硕士学位，在出版社工作了1年，在大学工作了5年。那是一间以艺术为特色的小大学，舞蹈、戏剧、文学都擅长，索尔·贝娄都在那儿教过书。
说到为什么回来，石涛笑了，“这是一个我永远都回答不了的问题。”可以说出来的是：呆太久了，想换换地方。“佛蒙特是一个典型的新英格兰的州，很CLASSIC，对于我是很不错的，但时间久了，就想离开。一个选择是去西岸、加州，一个选择是回国。”
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策划“实话实说”，后来拍了十几个。“那时的话题比较激烈。现在成了‘闲话闲说’了。”后来帮朋友做了1年市场调研，收获是知道怎么解市场，知道市场调研是非常科学的一套东西。进入出版业后，就懂得在开选题会时，发行部的人必须在场。而传统的出版社是，编辑愿意出什么，发行部就必须得发。常常弄得发行人员怨声载道，这哪儿发得动啊?
在正源，石涛做出了社科类版权书的牌子：另类丛书。直到他离开正源去了博库，再到他离开博库买下智维，在选题和版式上模仿另类的图书仍然层出不穷，《格调》仍然在书店畅销不衰，而石涛做社科类版权书的大思路也没变。只是这时“另类”已成主流，是打新招牌的时候了。
在正源的时候，公司最多也就12个人。现在选择在四合院办公的智维，才7个人。石涛做出版不靠人多，靠的是几个人的策划能力，对市场的了解和反应。“一年做20本书，一本50万码洋，不就1000万了吗?50万的码洋，也就是20元定价的书卖2.5万本，对我来说2万本是畅销书的底线。”
跟“另类”阶段相比，现在的定位有点接近，“但是更文化，另类有很多是科技的，新经济的。西方这种书特多，论接吻可以是一本书，论贪婪，论情妇也可以是一本书。”
除了版权书，还有就是公版书，作者死去50年以上的，谁都可以用的。“几十年前的书，就看你是不是看得准，敢出就可能赚钱。也有一些是，谁都出过，但是你觉得都不够好，印刷，翻译，你照最好的标准做，就像企鹅，做出了品牌。”
对于自己，石涛有明确的定位：“基本定位，不能做太烂的书，不管它多赚钱。划开了，有些事你就不能做了，再赚钱你也不能看了。你的底线在那儿。”
在博库的时候，石涛做过一些原创书，尹丽川、吴文光、史铁生什么的。“书都不错，但是卖得都一般，市场慢得一塌糊涂。”石涛知道国内文学书滑坡得非常厉害。不过总体上书业慢慢走向成熟，“前几年垃圾很多，阅读没有真正成为有定位的东西。那种乱拼的，剪刀加糨糊的东西现在基本没什么市场了。”
石涛认为，现在的市场被无限细分了，市场空缺很多。“比如文学没有类型化。在美国，不是是个作家就什么都写，特别职业化，像王朔全国都看，那是不可能的。中国作家高不成低不就，你看他作为文学实在是上不去了，你建议他写点类型的，他还不干，他还要成大师呢。这让人着急。”
作为北京人，石涛的感情常常是矛盾的。“1995年第一次回国探亲，很多路找不到了，要是现在回来，就更找不到了。但是你知道这个城市并没有变得好看。如果花同样的钱，这个城市可以好看十倍。但是这又不是容易改变的，你只能受这种视觉毒害。很多搞建筑的人不能上街，上街就要撞墙。这个城市让人特别矛盾，一方面你在这里出生长大，不能不热爱它；另一方面你看着它变成你越来越不喜欢的样子，又极为难过。费里尼认为，这个世界的变化，不在于多了多少新的东西，而在于多少美好的事物消失了，那种悲凉感。对于我来说，比如胡同。
“对它有一种怀旧感。到今天我也认为是一种矛盾，胡同生活不方便，尤其是厕所。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不能够改造的。他们只是嫌费事。”
“很多人说我不像北京人，一个是因为我母亲是南方人；另一个是这么多年没在北京呆着，特别京味的东西损失了不少。但是真正的北京人和我说两分钟话，就知道了。还是有很多东西能够感觉出来，包括对城市的那种熟悉。”
从文化上，石涛倾向于不去强调那种北京性。“说到底，北京在文化上没什么东西。更多的是历史和文物。”
说到居住，“我希望在北京有一个家，在美国再有一个家。以前在美国是租房子住，回来了，那个家就不存在了。以后想在加利福尼亚买房子。人年纪越大对阳光越渴望。”
城市之比
北京往往占到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在上海，跟上海相关的或者商业类的走得俏，社科类的始终不大行。上海长期以来培养了一种市民气，对书的需求不强烈，对报纸和杂志的需求非常大。广州是第二，很怪，一些IT类的书，像LINUX，是广州走得最好的；社科类的也不会太差。广东人爱买书，读书人也不少。像深圳、珠海这些非常富裕的城市，买书，他们的负担比起东北人是天壤之别。港台的人也回那儿买书，那价格太便宜了，对他们来说。
北京的好处是大气，保持了一种性格，这很难在其它城市发现。那种超凡脱俗的东西，不愿意太市井化、市民化，喜欢谈点虚的玄的、不太实际的、跟自己不沾边的事。外地人会觉得北京人累，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尤其北京的女孩子，比其它城市更浪漫。北京艺术家、知识分子、作家多。这种人扎堆的地方，总归创造了一种气氛。你要想谈一些不是柴米油盐的话题，能找得到人。
上海文化人把文化当作一个职业。这是文人和专业人士的区别。比如上海的艺术家，更具职业化而不是更具创造性。他们在一起不谈艺术，而是谈房子，谈吃，谈家庭生活。他们把艺术当作一个JOB，北京的艺术家是当作乐趣。(文—卡纷图—严志刚/新周刊)
评语
从“另类”丛书开始，以社科类版权书为突破口，石涛为北京出版业带来了新空气。在这个毫无背景的出版人眼中，表面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还有大片空白。
石涛：北京人1975年赴京郊延庆插队1978年考入首都经贸大学，重回北京1984年南下深圳大学任教1988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在美国读书、工作8年后，再回北京
刘索拉：让爵士乐风靡起来
联系刘索拉时她已经回国一月有余，“回国养病”。
20世纪80年代刘索拉和她的《你别无选择》曾经红极一时，有人把她称之为“最接近世界级先锋小说女作家的人”，但当时人们遗忘了她的真实身份：她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作曲才是她的本行。
1987年第一次赴美“本来是想去听摇滚乐的，结果听了好多乡村音乐、爵士乐和布鲁斯，一下子着了迷。尤其是布鲁斯。”1989年，刘索拉再度赴美，马上与当地黑人布鲁斯音乐家打成一片。1994年，刘索拉发表了她到美国后的第一张创作专辑《蓝调在东方》。1996年，第二张专辑《中国拼贴》发表。1999年11月20日，刘索拉回国，不过身份已经变了：她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和一些黑人朋友共同演奏自己创作的乐曲。因为她的知名度所及，爵士乐在中国一时风靡。
生于北京、长于北京、成名于北京的刘索拉在北京的感觉是“如鱼得水”，比较北京和刘在国外最喜欢的城市纽约，“北京像100年前的纽约，有希望，但很难说。”像很多见多识广并且有跨文化生活经验的人一样，刘索拉常常能够拉开距离来看北京。说到申奥成功，她有自己的想法：“北京应该更宽松，不过北京有一种东西不太好——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表达，是‘大民族主义’，我们把世界的承认看得太重要了，一下子豪情壮志的，其实姿态调低点倒是好事。”
城市之比
国内城市去得少，不敢说谁好。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大部分朋友亲戚都在北京，肯定是北京最舒服。上海演出时去过几次，感觉很好。上海人听爵士的反应很热烈，而且要比北京到位，可能这个城市有听爵士的传统，解放前就是著名的十里洋场。
对广州的印象也挺好的，主要是那边有一些朋友。我看一个城市，主要看有没有朋友，细节方面就不太留意。香港就不太喜欢了，太商业化。
北京这几年有一些变化，开始有一些新的可以代表城市文明的东西出现，新东西旧东西融合在一起。总体上新东西旧东西我都会喜欢，关键是要新得有质量。
北京要想赶上纽约，当然不是没有可能。北京应该更活跃，100年前的纽约就是这么开始的。所有最新的文化形式都是在纽约发生的。纽约是世界创新之都，纽约也是伴随着创新成长起来的，每天不是有一个两个，而是每天都有一大堆新东西出来。北京一直引以为荣的是古老文化。但现在北京太需要搞懂一些世界上最新的东西，并且逐步消化。北京需要不断的创新和抛弃。不断地吸收，不断地抛弃。国内有一个习惯，有一点成就就固步自封，我是最棒的，没有对手的意识，对创作的热情很淡漠，当然这也有一个敬业的问题。(文—朱坤)
评语：
纵横文艺圈20年，刘索拉始终不倒。中国当代文化史起码有两件事应该记刘索拉一功：她曾是国内接触先锋派并写出有先锋意识小说的第一人。她还是国内首个大张旗鼓宣传爵士乐的人。虽然20年岁月砥砺已让这位当年有名的叛逆者蜕变为一个成熟有风韵的女人，刘索拉还是始终屹立潮流的最前端。
刘索拉：
1987年赴美，后定居纽约期间经常回国，在北京推介美国黑人音乐
张黎刚：IT不倒
江苏江阴人的张黎刚大学是在复旦，“很简单，当时复旦有谈家帧，是国内最好的生物系，如果北大清华生物系是最好的，那就到北京来了。”大学未毕业直接到美国，在攻读哈佛遗传学博士学位的第二年，他辍学回国，理由和他的那个大名鼎鼎的师兄比尔·盖茨一样：创业。
在回到北京之前，张黎刚只在17岁时来过北京一次，戴着墨镜在长城留下了威武雄壮的一张影。“当时是乡下人，第一次进城，不知道刘姥姥进大观园是不是这种感觉。”
起初是担任搜狐公司的产品总监，半年后离开搜狐创立e龙。“我在搜狐毕竟是给人家打工，我希望自己独立去做一件事。不管成功失败都想去试一试。”于是，搜狐少了一个产品总监，中国多了一个城市生活网站e龙。那真是个甜蜜的时代：张黎刚形容那个时候风险投资商简直是排着队等待投钱给他们。有一个说法更邪乎：张朝阳获得第一笔投资花了半年时间，而唐越(e龙董事长)和张黎刚拿到第一笔风险投资，只花了5个小时。每天的信箱里盛满了风险投资商们抛来的橄榄枝，甚至有人说：有没有人已经投了，千万千万要留给我们一块啊。
2000年2月，e龙并购国内最大个人虚拟社区网站西祠胡同(http://www.xici.net)。2000年4月26日，e龙与国内第三大旅游顾问管理有限公司百德勤(Lohoo)公司合并，开始进入电子商务。张黎刚说：“给我两年的时间，e龙将会是国内最好的网站。”
城市之比
国外最喜欢纽约和波士顿。纽约感觉很像北京，大，什么样的人都有，做事情做成了就好，做不成也没有人在乎你。就业和生活而言，纽约是最好的。波士顿是另一种格调，被人称为“大学城”，很有文化气息，街上10个人起码有3个以上是大学生。城市周边都是大学，城市几乎所有的建筑和设施都围绕大学而产生。
国内城市最喜欢的还是北京。和纽约比，北京乱、脏，基础设施落后太多，但在北京你很自在，可以活得很自由。三里屯的酒吧各有各的色，家家有音乐，这在上海很难做到。北京适合艺术家，不在乎你有没有钱，能不能赚钱；上海更考虑钱途。
北京人大爷一点；另外，北京的出租车是国内大城市里最差的，不仅仅服务态度。这些很影响北京的形象。
上海的衡山路，酒吧不比三里屯少，太单一了。上海适合小资们生存，但不够多元化。上海市政府的效率很高，各种规章制度很完备，但给个人发展的空间就少一点。(文—朱坤图—阎实/新周刊)
评语：
张黎刚是城中那些新贵们中的一个：相对于上辈而言，他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财富观和人生态度。年纪轻轻腰缠万贯，海外背景加与旧体制的完全脱离使他们的个人生活同他们的融资传奇一样丰富多彩。他们使我们臆想中的成功人士形象变得鲜活。
张黎刚喜欢一个人去酒吧，去迪斯科，有时候还会一个人爬上桌子上“跳舞”。在三里屯，他还时常碰见他的同行丁磊和张朝阳。
张黎刚：
江苏人
1988年作为一个旅游者游览北京
1991年复旦未毕业赴美国留学
1998年来到北京，后投身IT行业
东田：时尚北京代言人
小时候，东田家在海淀区，现在搬到了朝阳区，而公司在东城区，所以主要活动都在东边。所谓北京的“东区生活”，东田说：“更有现代感。”
父母都是新移民的东田虽然在北京土生土长，但是外表和口音都不像北京人。在国外的时候，更常常被当成日本人。“我的名字东田，听起来像日本人。”“坐飞机的时候，空中小姐全跟我说日语，不说英语。”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我在美国生活的缘故吧，我比一般人自信。多数中国人在讲话时缺乏肯定的语气。”
1994年移民旧金山，学习设计。1996年回国探亲，本来计划呆两个月，结果呆了8个月。“很多人知道我回来，就找我拍东西。”从此开始了北京、美国两边跑的生活。
1994年接了李少红导演的《红粉》，是东田的成名作。至于化妆，他自言经历了三个时期：11年前刚刚接触化妆，唯美、清淡；得到社会肯定后，开始大胆尝试，招来很多非议，显得过于前卫；突然，“我可能是最早在时装舞台上做SMOKEY EYES的。现在大家习以为常了。”用沉闷的颜色多，觉得那样才酷；1997年之后，更多从时装出发，更强调整体搭配，东田说自己“更人性化了”。
国内两个顶尖的时装摄影师：娟子和冯海，是他固定的合作伙伴，“一直保持合作密度，从来没减低过。”两个摄影师一个爱美，一个要酷，使东田游走其间，乐趣不浅。
现在，深藏于新东安写字楼的“东田造型”名头已经很大了。每天下午似乎是公司里的人最多的时候，除了由漂亮殷勤的男孩子服侍着做头发的客人，永远也有演艺界当红明星、主持人和摄影师、记者等圈中人走来走去。由东田自己设计的宜家风格的会客区，简直像个时尚沙龙。
前身“名人坊东田造型”，是街边店，只是一个发廊。1999年初搬了家，正式更名“东田造型”。这是国内第一个化妆师的经理人公司，也是集发型设计、化妆、形象设计、造型师培训、大型时装表演、演唱会造型设计、时尚杂志化妆造型于一身的形象设计公司。其它形形色色的工作室只有部分功能。这样的公司国外有很多，是COPY过来的。对于公司不临街这一点，东田说，“不太需要WALK IN的客人。而是认同我们理念的，他走进来，就知道会得到什么。”公司的形象代言人是很多中国人不以为美的名模吕燕。
虽然开着越来越红火的公司，东田从来没有放弃过专业，“始终是兴趣和爱好。当工作会越做越累。”
在国内，工作日程安排非常紧，下飞机第二天就要开工，一直到下一次走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休息、娱乐。“所以我不能把我的工作当工作。”在纽约也是和摄影师合作拍照，但工作没那么紧凑。“我希望我能够轻松。今年去马尔代夫休假，整天就是游泳晒太阳，什么也不干。两年前比较多去酒吧，现在都少了。”最近东田爱去的酒吧有88号、GREEN、ORANGE、99号，工作重心还是在北京。虽然纽约是时尚的发源地，“正因为中国缺乏，才需要人带领。正如10年前港台做得很漂亮，现在也觉得平平。我不喜欢人说香港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差的是一样的差，美国也是有好的有不好的。”
捧着一杯外卖的STARBUCKS咖啡，东田乐观地说：“我能代表北京新一代的人。”
城市之比
从时尚来说，上海比北京差得远。上海不够个性，什么都一窝蜂。北京可能不够精致，但总体感觉大气，有先锋的感觉，有带领潮流的意识。上海缺乏优秀的摄影师、造型师，缺乏整体的创作理念。
上海基本谈定，会做分公司。上海适合做生意，从消费上高过北京，有较多的奢侈消费。纽约是FASHION CENTER，旧金山比较生活化，非常优美。
台湾作为一个复制品很成功，整个COPY日本；而且因为经济比大陆好，有强烈的优越感。在我这个领域他们不占优势，因为优越感恰恰带来弱势，缺乏变化。太强调自然，会变得贫乏、枯燥。
香港好过台湾，在时装领域既有东方的东西也有西方的东西，很多东西很国际。香港艺人去台湾发展，只是商业考虑。香港在化妆造型上超过台湾。
比起内地，香港总体有点优势，因为生活水准不一样，总体高过内地。但把最好的拿出来比比，差不多的，都是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都国际化了。
生活是北京好，纽约已经发展定型了，北京是翻天覆地，所有东西都是新的，肯定好过旧的。生活便利程度是纽约好多了。
北京的空气质量是比以前差多了。小时候我能看见蓝天，现在看不到，但我不认为将来也看不到。
伦敦和北京纽约很像，我第一次到伦敦，感觉并不是第一次。那种大都会风格，开始很冷漠，并不太热情，一旦成为朋友就热情得不得了。加州像上海，所有人都很NICE，微笑，彬彬有礼，敬而远之。(文—卡纷图—严志刚/新周刊)
评语：
以化妆师，发型师开始的东田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这样的角色。他的作品，他的公司，他的工作班底甚至他本人在BALL场的装扮都足以代表北京的时尚敏感度以及宽容度。
生于北京长于北京，以世界各地满天飞为乐的东田始终最热爱北京，他的思想和笑容一样明朗：在他心目中，北京似乎没有负面，或者负面的一切是不重要的，可忽略的。
东田：
北京人
1994年移民美国旧金山
1996年回北京探亲，并开始了北京纽约两地间的穿梭生活
郝舫：空气里有自由的味道
郝舫规规矩矩地坐在位于国贸中心的写字间里，穿着TONY WEAR的恤衫，下午两点钟他还要搭机去上海。这位中国摇滚圈里著名的乐评人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个标准的商务人士。
两年前，“网络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郝舫加盟MTV中国网站。不久他发现，“几乎圈里所有有点名头的乐评人都去了网站”。互联网的严冬期一来，“乐评人又几乎全都走了”，剩下他还坚守网站。“现在互联网的日子好过起来了”，郝舫开始想走。
在1987年进京之前，郝舫在湖北的一所大学学哲学，然后教哲学，“那时北京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处处飘着音符的城市。在武汉读书时有一次坐渡船，碰上几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小女生，唱着歌，青春蓬勃。教书时有一次去哈尔滨开会，路过北京，见到路边一个小女孩，嘴里哼着电影《简·爱》的主题曲，一下子被感动了。”
20世纪80年代郝舫出了一本书，《把你的灵魂接到我的线路中——大众文化中的流行音乐》。1987-1989年在人大继续读哲学。“经历了那个时代，对北京肯定有一种感情因素在里头。那时侯人大的很多教师比北大还要激进，一个年轻人很会说话，很会写文章，很受瞩目。”
整个20世纪90年代郝舫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和古典的个人主义者。同时他的乐评也开始散见于各大报刊。“摇滚乐很霸道，而且从艺术形式上来讲，摇滚乐算得上流行音乐艺术形式最完善的一种。”
“我也很欣赏那种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姿态。”不过他摇摇头，“我不是那样的人。”
城市之比
我自认是一个“室内动物”，90%的时间都呆在室内。我16岁上大学，家乡也算得上山清水秀，自然风景很少给我震撼的感觉。人家都说三峡如何如何好，我每年回家都要走三峡，走得脚都疼了，也不觉得多好。
北京有一点好，可能国内其它城市都比不上。再怪，再地下，再另类，都能在这里找到同类。北京始终是无动于衷的，它静静地等着你来。它很冷漠，但对艺术家来说是好事。
很多人认为香港或者新加坡这类城市没有多少文化。我在新加坡，见到一个很庞大的书店，日本人开的，里面的书可能在国内永远都找不到。在香港，找到一家小唱片店，里面的唱片几乎有一半都是我想买的。因为这家唱片店，我对香港的印象一下改观。(文—朱坤图—阎实/新周刊)
评语：
长达10年的哲学训练并没有让郝舫变得不通世故，圈子里的耳濡目染也没有让他显得傻B。郝舫代表北京城里的某一群人：他们无意了解北京的全部，仅仅北京的某一个侧面已经让他们心醉不已。
也好赌，喜欢“扎金花”，每周去唱片店收罗最新的CD和盗版DVD。不写文章的郝舫比任何人看起来都像一个寻常人。郝舫坚信“北京可以分成很多个北京”，到论到彻底的包容性，“那只能是北京”。有意思的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却总会被郝舫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视为活动的天堂。
郝舫：
四川人
1986年第一次出差北京
1987年赴京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1990年定居北京，致力于摇滚音乐研究
齐欣：制造好一点的“垃圾”
“每一次回北京，都发现变化很大，好多路都不认识了。坐出租车，赶紧把京腔找回来，怕司机绕路。”
低低地说着普通话的齐欣从小生活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小时候的概念里，北京城是遥远的地方，热闹但是落后。”
直到1984年从清华建筑系本科毕业，留学巴黎，读的还是建筑。
因为有奖学金，经济上没有压力。“读书总的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一件事。”
从半工半读的时候开始，齐欣在一家“除了老板就是我”的小建筑师事务所做老建筑改建的工作。后来换过了几家建筑师事务所。同学当中，很多人改行了，有的当官了，或发财了，比如在房地产开发热的时候，转去做开发商了。“我是比较没出息的人，一直画图纸，也不会干别的。”齐欣带一点自嘲的语气，其实还是因为喜欢这一行。
1994年，他从巴黎到了香港，开始为一家比较大的英国事务所工作，因而大量接触公共建筑，办公楼学校医院都做过。最幸运的是拿到了香港新机场的客运航站、货运站、地面交通中转中心的项目。那时已经开始接国内的项目了，如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投标，以及计划在广州新大新商场的位置建450米高的写字楼。
“香港建筑师也是过剩，土地有限，建设量不大，很多人做着国内的项目。”
回国，并且在国内呆下来是很偶然的事。“我们的小孩快出生了，在香港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很难，也很贵。在必须要决定下来的最后期限，接到父亲的信，说你们为什么不在北京生孩子呢?我想这个主意也许不错。”
“对我来说回不回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有意义的事。我的地域性不是特别强。”回来后的感觉很好，一个是发挥的作用更大，发现自己带回来的东西有用；一个是工作多，“在国外找工作很难，在国内没找过工作，都是工作找我”。“现实的是最大的市场在中国。”
齐欣做过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是国务院八个直属机构之一的国家会计学院，是银行行长这样的人接受短期培训的地方，被称为“经济建设时期的黄埔军校”。业主想要一个国际一流的学校。在法国做过学校设计的齐欣在很短的时间里拿出了一个方案，在这之前筹备很久的那个方案被放弃了。总投资7个亿，一半花在建筑上。业主是国家财政部，世界银行贷款。“这样的项目可能一辈子碰不到一个。”
齐欣也做住宅，毕竟这是国内最主要的市场。可是做法有点不同了。“在欧洲，首先去周边拍照研究，做的是补牙镶牙的工作，一定要和周围联系得很好。现在我去看地，常常是有一大片空地，周围是农田。邻居都离得很远，或者明天它就拆了。我能尊重什么呢?游戏规则是大家都遵守的，你一个人去遵守什么呀?开发商不考虑，只有建筑师考虑。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
齐欣不是只顾埋头做设计的建筑师。去年，由法国总统希拉克提出的帮助培养中国建筑师的项目启动。第一批是50个人，由于效果好，又有了第二批100个人。法方提出，能不能对等?我们也派建筑师过来。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在中国这个大市场里分一杯羹。作为委员会委员之一，齐欣说：“我们送建筑师去是受培训，他们送建筑师来是参加建设。什么时候能倒过来呢?”
齐欣在写一篇文章《从中国建筑师到建筑师》，大概的意思是说，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是没有地域性的。
从1997年底回来，齐欣说就是一个“我适应市场，市场也适应我的过程”，慢慢地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建筑师，了解自己作为建筑师坚持的是什么，“刚回来的时候到处盖高楼，我不认可；现在少了，多层多一点；以前到处是欧陆风，我很反对，现在也刮过去了，开始探索现代建筑。”
中国的建筑市场，无疑是最大的，但也不是没有起落，“1993年、1994年，清华的课室里都找不到学生，都被拉去赶活了。然后有一个萧条期，有的事务所做不下去，关门了。真正特别好就是最近这一年，大家都有一大堆活，都忙得要命。建设量这么大，没有思考的时间，做错了，也顾不上了。”
虽然是一个建筑师，但对于北京申奥成功，齐欣并没有太多超出常人的兴奋，7月13日晚上，也一样喝酒、蹦的。“我们不太指望这个，活多得要命，没有奥运也忙不过来。大的项目大家都盯着，狼一样。拿到不容易。运动场馆非常专业，运动员村是谁都可以做的，那有的是人站在我们前面。完全可以在大家都注目奥运村的时候，我们不声不响在其它地方做一个东西，让人大吃一惊，看我们的比看奥运村还多。不用扎堆做事。”
对于这个时代，齐欣的感情是复杂的。“这是非常时期，比文化大革命还激烈得多、彻底的多。不光是文化，政治经济体制、观念都在革命。没有时间思考，不太可能做出很好的东西。
“刚解放的前些年没有建设，也就没有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代价是拆掉然后建设，破坏性的建设。应该有大量的人去思考，然后有法律保证。这些都没有。我们这些自以为理智的、清醒的，也被卷进去了。我们和大家一样在生产‘垃圾’，只是质量高一点，晚一点被淘汰。作为建筑师，我们的使命是建设新的东西，不是保护旧的东西。
“再说，你怎么知道你就是对的?专家可能出好意见也可能出坏意见，大屋顶也是专家在市长面前鼓吹的。”
城市之比
我看重的是城市气氛。说不清楚的一件事。有的地方你觉得漂亮，但不再去了也无所谓；有的地方就觉得特别适合我，完全可以活一辈子，对我来说，就是维也纳和马德里。
总体来讲北京没什么好的建筑，上海也没有，广州、香港也没有。我不关心单体的，关心成片的。我是对城市感兴趣的一个人，愿意在城市里呆着。城市里有文化，有看不见的吸引力。我是CITY ANIMAL，到了乡下就打不起精神，每次度假，就是睡觉。
北京太大了，大连尺度合适。
上海有效率，适合生活，但是也许因为我是北京人吧，我喜欢北京人的幽默、对政治的敏感，还有大气，这么宽的路，行道树。(文—卡纷图—严志刚/新周刊)
评语：
“建筑师能做的是有限的。”这是齐欣的一个基本观点。对于一个城市，齐欣和他的同伴们的使命是建设，而不是保护。然而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他也会站出来，为了让中国的建筑师尽快成长为国际性的建筑师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欠清华的。”他说。
齐欣：
北京人
1984年自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巴黎留学
1997年在香港工作两年后，回到北京
周穗青：媒体起来的另一条路
模样斯文的周穗青不像北京人，可也不能说就像汕头人，除非是坐在北京的茶艺馆里喝着店里最贵的乌龙茶的时候，或者说起经商的抱负的时候。
在华南理工大学读书的时候，周穗青形成了一个想法：一定要自己出来做，虽然不清楚要做什么。家里并没有从商的人，父亲是老师母亲是医生。1993年毕业后回汕头进了国家单位。1995年辞职出来做广告。1997年底到了北京。
“北京的媒体和广告市场最大，又最不发达，应该机会最多。”直到今天，周穗青的基本判断没变，“比起广州，北京的竞争意识还是弱。”
“天意华广告”的英文是“TEAM WORK MEDIA”，虽然以代理杂志媒体广告出名，并且在北京立住了脚，但是显而易见，周最终的目标是自己做媒体。
1998年初，天意华接下了第一家总代理的媒体：《三联生活周刊》，也是周穗青在汕头就开始关注和喜欢的杂志。
到今天，代理和总代理的杂志媒体加起来是18家。报纸和电视台很快会加入进来。以每年三倍的速度增长，将近150人的公司在华彬国际大厦占了半层。主动找到周的谈合作的新媒体达到3位数。公司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两本杂志：《中国化妆品》和《媒介经营》。
“对平面广告前景的判断我们是国内比较有经验的。”周现在可以这么说了，“好杂志一出来就能感觉到，基本上一年后会跟它谈。”
家学渊源的周穗青本来喜爱阅读，历史哲学文化科技天文地理商业，在北京有近2000册书。杂志，一个月阅读的有二三十本，能看到的有一两百本。一看到书报摊就要过去看看。周说自己这是“信息饥渴”。但是自己喜欢的和公司要做的是两回事。“《光与影》、《视觉21》、《科技新世界》、《中国国家地理》都是我喜欢看的，也许以后公司大了，会出于兴趣来做。但现在不会。平面媒体是分众的，不是大众的。两个条件是必要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准，教育的平均水准。达不到的话，在商业角度会很累。也许过个5年10年，它们会很POPULAR。”
天意华和杂志的合作方式，不仅是广告销售和市场推广，还包括从广告角度引导媒体。“营销和生产不能分开的。就像过去的企业有厂长没经理，现在媒体也是生产的人做主，一把手是总编。有些名义上有出品人，但和主编是平起平坐的。”
周的思路是从营销商的角度做媒体，在公司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下做起来一批媒体。那时候，相信也是媒体更有力量的时候。
“工作到晚上10点很有满足感”的周穗青也觉得自己有点工作狂。休息时间总是阅读看碟听音乐就过了。偶尔想去京郊走走，“在春天和秋天，季节转换的时候，很短的时间里是非常漂亮的。”可是一忙也就错过了。五·一、国庆大假，别人出去旅游的时候，他总是回汕头看父母了。
不能想象的是，30岁的周到现在都“没出过中国大陆，连香港都没去过。时间方面的选择，只能是先把公司发展起来。”但是他又不是不喜欢旅游的。他喜欢的旅游方式是“住下来，了解当地的生活”而不是走马观花。他希望用一两年的时间走遍中国。
城市之比
广州太闹，上海太商业，还是北京适合自己。
北京人大气，容易交朋友，没那么商业味，没那么精明、现实。不喜欢的是北京人，不够精干、敬业。大气是好事，但太粗犷，有些地方也许可以说土。
生活也还是北京吧，沿海有些中等城市生活环境很好，像珠海。但还是要有信息来源，买书买碟，就受到局限了。(文—图—/新周刊)
评语：
汕头人周穗青4年前来到北京，做起了到现在都无人可与之争的平面媒体广告代理的生意，并且迅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北京报刊云集，老的在改造，新的在出来。在轰轰烈烈市场化的过程中，一般人看不见的力量就是天意华这样的广告营销商。而周最终是要靠媒体说话的，他的崛起也就意味着那种小作坊式的媒体时代的终结。
作为一个务实而不乏精神生活的汕头人，周真心实意地喜爱北京，对这个城市的毛病视若不见。没出过中国大陆，连香港都没去过。时间方面的选择，只能是先把公司发展起来。学东西都是从书本，很少从人。
周穗青：
广东人
1989年就读于华南工学院
1997年以广告人身份来到北京
曾年：北京是个小码头
曾年很忙，本来回京只是度假，却被朋友拖去聚会，开讲座。接受采访的第二天，他要去蒙古，拍照。可能因为常年在法国，曾年的汉语已经不再地道，同时他一再说，不谈政治。
曾年四岁随父迁到南京，将近而立才随父进京。童年时在香山居住，那时候北京给曾年的印象更多的是老北京人之间那种温情脉脉和谐的人际关系。现在的他因为拍照而时常回中国，北京却很少来，每次来，都感觉“北京又换了一个样子”。
曾年少年曾混迹市井；青年曾干过苦力；13岁初学摄影，一开始拿的便是国产的最好相机——“上海”相机。为了拍出好照片，他曾穿一双布鞋，怕惊动对象连摄影包都不要，把相机塞在军包里，走街穿巷。
1987年到法国，为了生计，摄影先放在一边，做起了导游。后来才逐渐找到机会，重新干起了老本行。因为经常回国的缘故，曾年和国内的摄影师很熟。“国内摄影界的总体感觉还是不太敬业，缺乏竞争，你拍好拍不好可能都是一个样。而在法国就不同，你拍不出好照片，就可能失业，没有饭吃。”
曾年如今有一个美丽的法国妻子，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但都不会讲中文，每年如果有时间，曾年都会带他们回中国度假。孩子们都不愿意回来。但现在孩子们对中国的兴趣好像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经过一个岗哨，一个哨兵叭地敬礼，他们觉得很有趣。在法国，人人都是平等的，平等观念渗入每个人心里，在中国等级观念就很强。”
城市之比
巴黎再过300年还是那个样子，我指的是城市的中心地带。这里古迹最多，保护也最好。当然它也有工业区，有商业区，都是在城市的外围地带。
每次回北京，北京都有大变样。很多东西被拆掉，很多东西被重新树立起来。上海很好，很多街区还有旧时代的味道。走在外滩或者上海的很多里弄，感觉和几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文—朱坤图—严志刚/新周刊)
评语：
曾年也是艺术家型。北京在他们眼中，常常是扁平和凝固的。北京其它的形形色色的细节与些微变化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只关心他们眼中的那个北京，是否还在。
供职于法国图片社，同时因为黑头发黄皮肤和对中国人文地理的熟悉，使中国又不得不成为他镜头下的主要素材。曾年的局外人身份和成就让他的国内同行们既羡慕又惭愧，并思考究竟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
曾年：
南京人，幼居北京
1960年离开北京
1986年回到北京，从事摄影
1987年赴法定居，遂往返于中法之间，从事文化交流活动
王跃胜：网吧新势力
王跃胜的名片上，一个金灿灿的国徽比什么都大，“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被放在第一行。
从小在农村长大，靠十几只母鸡生蛋上了六年高中，高中毕业时却没能考上大学。王跃胜早期的创业完全可以写入任何一部艰苦奋斗的宣传册：他靠自有的200元和从农行贷来的800元起家，购买了小平车和五把铁锹，从加工建筑构件做起，逐步发展到规模相当的预制构件厂。1989年又新建加油站，搞起了成品油的销售业务，后来组成了山西朔州跃胜实业集团。王跃胜富甲一方。
1998年，王跃胜到北京考察高科技项目，当时正是互联网事业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好时节：互联网公司每天开张数十家。1998年12月，和高科技沾一点边的飞宇网吧在北大南门开张，起初，飞宇只有25台电脑，每天只有十几人来上网，飞宇决定每天7:00-9:00免费培训上网，结果人满为患。飞宇的连锁店越开越多，最盛时飞宇共有18家连锁店，1800台上网电脑，20M的光纤，10000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每天上万人次的上网人数。网吧横贯北大南门到小南门的一条街，地图上开始出现“飞宇网吧一条街”的新说法。
2001年4月北大决定重建南墙，王跃胜三天之内全部搬迁完毕，是南墙业主中速度最快的一个。新飞宇搬至北大资源东楼，虽然规模缩减到了1200台，飞宇还是几乎独占了一栋楼。飞宇还成立了网校，培训上网知识，开发了网吧收银软件，卖得很好。
飞宇做大之后，王跃胜在北京买了房子，把女儿接到北京读书，大部分时候呆在北京，家乡的生意交给在家乡的爱人打理。作为一个在北京取得了成功的外来者，王跃胜几乎爱死了北京和中关村。
城市之比
我当初考察项目时也去了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感觉还是北京最好。在北京做这个项目，工商、行政、税务等方面从来没有什么刁难，从申请到拿到营业执照，只用了15天时间，去年10月，突然有警察说要查网吧，要全部清场。我立即组织全部清场，结果800多台电脑其中50多台发现其中有黄色网站的上网记录，当时抱走了这五十多台电脑，后来按照规定罚款5000-15000元，想罚多少都可以，我三个执照，每个就罚了一万，我感到这个事它只对事，不对人，我没有找过一个人，交完罚金之后两个小时，网吧有开始复业了。这在地方上是很难想象的。税务工商行政谁都想敲上你一笔，还要靠关系来疏通。
照我的理解，中关村一切都进入市场，都是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我只需要研究市场，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就可以了，没必要应付政府部门。其它城市，像上海高科技气氛比北京差远了，广州感觉特别躁，高架桥不规范，歪歪扭扭，哪有北京四通八达。
去过香港澳门，哪有我们好?他们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一国两制”，你又可以搞资本主义，又可以搞社会主义。我还是喜欢社会主义多一点，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在北京，政治上要时刻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文—朱坤图—阎实/新周刊)
评语：
几个采访对象当中，王跃胜是让我最佩服的一个：他很聪明，农民背景反而为他加分。仅仅高中的学历的他却能在中国知识分子最密集的地方——北京中关村成功扎根。自言“眼低而手高”的他看准了别人未曾注意或者不屑于注意的市场机会，务实作风又让他无往而不利。飞宇不仅卖软件，还卖早点、冷饮、电话卡和火车票。一天三餐即可让飞宇进账过万，王跃胜说，事情成功不成功，不怨天，不怨地，只怨你不能干。
王跃胜：
山西人
1997年第一次赴京考察项目1998年定居北京，年底创建飞宇网吧
八大“金归”
张朝阳
1981年考入清华大学1986年赴美国留学七年，获麻省理工学院(MIT)物理学博士学位，1995年10月回到北京创业。第一次将“注意力经济”概念引入中国，从而引发“眼球”大战，业内人士称其“比狐狸还精”。
谭盾
凭借《卧虎藏龙》获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金像奖。他的音乐处处表现了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与对人类根源的一种追索。谭盾1986年赴美留学。2001年回到北京为北京申奥宣传片创作主题曲。
杨澜
无论是作主持人还是女老板，杨澜都是最优秀的。她曾先后在纽约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于1996年5月获国际传媒硕士学位。2001年1月她受聘成为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并于7月赴莫斯科作申奥陈述。
汪丁丁
在海外游学12年后，汪丁丁于1997年回到北京。经济学家汪丁丁更喜欢被人称为思想者。与张五常等就“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引发的一系经济学讨论令他声名大振，如今汪丁丁仍不时以立意新颖的专论“轰炸”着国内经济理论界。
张永和
1984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系建筑硕士学位，回国后任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教授。张永和的设计具有独特的理念与语言，且能从更深的层次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需求问题。
李开复
2000年8月，李开复被微软总部任命为新的副总裁。他原是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曾以最高荣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就读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获计算机博士学位。微软高层曾这样评论他：“同时具有一流的研究能力、丰富的产品开发经验以及杰出的管理才能。”
张辛欣
80年代因写就《疯狂的君子兰》等小说而蜚声文坛。后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在美国生活了11个年头后于1998年1月回到北京。严格地说，今天的张辛欣已不仅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了，她已是一个集记者、经济学家、影视评论家、编剧和导演等等于一身的全能型人才。
靳羽西
近年来因为羽西化妆品的巨大成功，许多人认为靳羽西是专做美容产品的企业家。殊不知羽西更是世界知名的电视人和“形象大使”，那套108集的片子《世界各地》在1986年至1987年成为许多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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