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绕不开的发展之路

　　　　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47%，发达国家和地区约为75%，发展中国家在38%左右，最不发达国家大约为22%，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是31%——中国要不要比学赶超？

　　　　今年，各方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纷纷出笼：国家统计局说，未来5年将达到33%—35%，新世纪前10年将达到4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说，20年内将提高到60%；最新的说法是，在未来30～40年内达到70%。

　　　　9月，“中国城市化论坛——大城市群发展战略”从上海一直开到广州，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和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将在2015年进入亚洲最大的三大国际城市群之列，专家们为中国的城市圈欢欣鼓舞。

　　　　且慢！几年前“珠三角迷乱都市化”的警告言犹在耳，都市里的村庄还赶不上现代化的快舞，撤县改市的换牌运动和城市圈的圈城运动是否另一场“大跃进”？

　　　　在2001年8月之前，珠海斗门县还是广东珠三角庞大的城镇群中的最后一个盲点。8月1日斗门县撤县成为珠海市的一个区，中国港—澳—珠三角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落。

　　　　作为中国内地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三角，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是50%，规划中2020年将达到70%——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而在更广袤的中国内地，新一轮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才刚刚开始。

　　城市化：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

　　　　尽管中国城市化历程曾经教训惨痛，但在中国，起码是目前，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仍然富裕程度最高。绝大多数人都因此坚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必成正比。有专家预算，在现有水平上，城市化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直接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是推动我国经济再高速发展20年最基本的动力之一。“如果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即达到50%以上，每年可望增加上万亿元的消费需求!”类似的乐观论调充斥了媒体，似乎城市化是扩大内需振兴经济的唯一途径。　　中国城市化的常用方法是“摊大饼”，围绕中心城市，像摊饼一样布局，乡改镇，县改区，县改市，每一级改制升格都有相应的经济与人口指标为依据，客观上也形成一种错觉：高速城市化不仅带动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彰显经济发展的“业绩”。但真实情况远非于此：珠海本地的报纸上，扑面而来的是斗门改制给当地政府百姓带来的欣喜与“振奋”云云。学者杨云彦1994年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60%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甚至占到80%左右。结果不仅农村没有变富，城市反而变穷了，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也难怪普通人有这样的看法：城市化嘛，不就是换块牌牌吗?

　　　　“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这是社会学中关于过度城市化的精准描述。1997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是30%，现在已经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国际水平——那是因为有工业化为龙头，发达农业为保障——2000年广东番禺农民每百人拥有轿车五辆，远远超过许多内地城市的平均水平。珠三角农民农忙时会进城雇佣人手，看到美国的乡村，才知道美国有多富裕——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珠三角。

　　　　大约六年前，由新闻从业者转职的英国建筑师库拉斯曾在题为《迷乱都市化》的演讲中指出，已经成为全球都市化发展最迅速地区的珠三角城区已经膨胀，这些城区无论大城市扩张还是小城镇升级，都最大限度占用了数以千计的农民祖辈赖以生计的农田。极短时间内，这些农民迅速变成了“身着印有米老鼠图案的T恤、手提无线电话、爱吃麦当劳的城里人”。

　　城市化带来城市病

　　　　但无可否认的是，并不是中西部任何一个省份都能像珠三角这样坦然享受城市化，1993年，东西部农民收入之比就为2.25:1，这个数字尚不能反映东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差异。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应该与工业化水平保持一致，缺乏工业的支撑，强行推进城市化策略，可能城市化的甜头尚未尝到，城市病已经接踵而来。

　　　　仅就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恶化因素而言，在中国，不得已而为之的控制环境质量继续恶化趋势的投资就需要至少2000亿元，城市化所造成的资源紧张局面就更令人瞠目：全球城市面积虽只占陆地面积的2%，但城市人所排的二氧化碳却占总排放量的78%。城市人消耗了工业木材总使用量的76%、生活用水总量的60%。中国东部城市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能源紧张的难题。交通拥堵、住房紧张也几乎是中国几个特大城市的常见病症。其实中国的大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都不算大。北京市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5000人左右。东京、巴黎则分别是每平方公里13970人、20650人。

　　　　此外，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等老问题也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变得更加棘手。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曾有明确结论，即城市只有达到至少15万人的聚集，经济效益才会到来。但如果缺乏配套的就业、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建设，再大的城市迟早还会变成农村。

　　　　作为城市化运动和都市扩张的一个重要环节，乡改镇、镇改县、县改市的改制升格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但在中国，真实情况却是，这种改制升格并没有避免反而加重了大城市扩张的通病，并在一定程度上因城市发展差异而使城际冲突日益显化。由于物价较平，深圳成为香港人的购物天堂。因港人的到来而提高消费水平的深圳人又把近在咫尺的东莞当成后花园。有人将香港经济振兴无力的原因归之为深圳的崛起。也有人指责东莞拖慢了深圳的发展速度。珠三角共有香港、深圳、广州、珠海和澳门五个国际机场，广州飞北京票价900元，相隔不远的佛山飞北京票价竟然低到630元，许多广州人选择从佛山起飞，相对狭窄的地域和有限的客源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机场之间利益的掣肘，结果是每个机场都吃不饱。由于城市布局的不合理和城市过密的囤集，城市之间的利益冲突常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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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是世界最高，城市病可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少。城市化可能是双刃剑，绝不单纯是把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或者换块牌牌那么简单。

　　新中国的四次大规模城市化运动

　　　　1、1949-1957年：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

　　　　2、1958-1960年：城镇化超速发展。由于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发生遍及城乡的大饥荒。

　　　　3、1961-1965年：建国以来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

　　　　4、1966-1977年：城乡人口大对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使约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从农村招收职工约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

　　城市化三人谈

　　文贯中：城市化要内生化

　　　　城市化过程要避免采取外生化的过程，即人为的创造。因为这样的城市往往需要政府的支撑，而这种支撑往往以其它地区的牺牲为代价。大跃进就是一个历史的教训。与外生化相对应的是内生化，内生的城市化是由于城市本身的经济活力吸引人们到这个城市,通过市场自身达到均衡的,最优的城市规模。只有这种城市化，才能真正产生有效的聚集效应。上海等沿海城市在80年代后基本上实现的是内生的城市化增长，城市增长很快，而内地一些城市依靠财政补贴人为的扩大城市规模，造成许多问题，变成中央的一种财政负担。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或多或少是一种外生的过程，到1980后中国政府仍有食物短缺、失业以及社会秩序混乱等的顾虑，仍不愿意让城市化成为一个内生过程，但是加入WTO会大大降低中国城市化的痛苦与阻力，许多顾虑已可以消除，中国应遵循一个内生的，也即由市场导向的城市化过程，以吸收更多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力，从聚集效应中获利。

　　(文贯中：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郭克莎：我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主要问题在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水平较低，而人口城市化与就业非农化是基本一致的，并不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如果忽视以就业结构非农化的发展为基础，片面去加快城市化，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还会导致以就业问题为中心的城市问题严重化。

　　(郭克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研究会副会长)

　　温铁军：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农业人口比重高，直接后果是滞留在自给自足传统乡村的农民商品化消费水平低，造成“大中国，小市场”。5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和城市化停滞，我国农村市场的份额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60年代中期农村市场有所恢复，但仍然与城市市场有很大的差距，长期在40%左右徘徊。80年代农村改革推进了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市场份额开始大幅度的提高，并曾经一度超过城镇的份额。但80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下降。进入90年代下降趋势持续，接近60-70年代中期改革前的水平。这显然不可能“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温铁军：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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