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告急

　　9月14日，香港特区政府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赌博活动在香港非常普遍，近八成被访者曾参与赌博活动，超过五成被访者赞成“赌波合法化”。经济不景，香港人以另类的方式在搏机会。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银行利息一减再减，政府宣布暂停出售居屋10个月，地产股一样下跌。科技股梦碎、中药港和数码港似遥不可及，特区政府刚推出用180亿发展香港旅游业的好消息还没产生什么振奋作用。美国被袭事件发生的第二天，香港股市暴跌9.5%，恒生指数万点失守。9月17日纽约重新开市时，香港恒生指数开市报9397点，跌258点，跌幅3.21%。香港的经济增长率在第二季零增长后很可能再次下调，专家估计最快也要到明年第一季，才能隐约看到香港经济复苏的迹象。究竟香港出了什么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兼电话调查研究计划主任王家英博士，多年来从事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况和政策研究，谈起近期香港困境时，坦言：“前景未许乐观！”

　　以下是《新周刊》特约记者(简称“新”)对王家英博士(简称“王”)的访谈。

　　新：金融风暴都已经过去了几年，科技股爆破也是去年的事，按理香港应该是从经济谷底走上来的时候，为何还会出现目前的不景困局?

　　王：其实这个困局可以说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特区政府的体制问题、香港所背负历史包袱带来的问题，以及经济急促转型所引起的问题。而这一切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很快解决的问题，这也是香港经济所存在的最大隐忧。

　　新：特区政府体制出了什么问题?

　　王：是旧体制不能适合“一国两制”下新情况需要所造成的。过去港英政府年代决策权在伦敦，政府的决策层人数虽然不多，但得到伦敦一个庞大智囊和幕僚班底帮助解决一切政府检讨和决策的问题，至于日常的施政运作和政策执行就交由香港公务员这支庞大的官僚体制负责。

　　再看特区政府，官僚体制一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后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沿用了旧有的政府体制，但“一国两制”也规定了特区政府对中央政府没有从属关系，于是必须单独决策的特区政府就出现一个很奇怪场面：只有一个十来人的特首办公室加上一个也只有十来人的中央政策研究小组，肩负起了香港所有重大政策的决定和统筹，结果自然是容易导致决策上的不成熟、政策上的左摇右摆和决策酝酿期很短的问题，这样一个架构想给香港解困当然是有心无力。还有这个新成立的管治班底又跟原有的官僚体制在合作上不协调，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运作关系，这样的一个政府当然是没法应付已经深受金融风暴冲击的香港社会的需要。

　　行政长官一定要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决策团队，并且在这个团队下建立一个很成熟、很制度化的智囊团，支持和协助作出决策。

　　新：历史包袱的问题又该作何理解?

　　王：特区政府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包袱。特区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面对香港人的怀疑和不信任的历史包袱，结果政策上的推动很容易受到挑战和阻力，也很容易步入泛政治化的死胡同里。好像一位特首委任的高官，连请一位新闻秘书也会引起社会争议，这就是历史包袱所带来的荒谬事情。

　　当然最大败笔还是对内地不信任的历史包袱。原本很有助香港经济发展的粤港合作，在回归前原本已经达成协议，回归后反而毫无寸进，当然在经济上的助益也只好是毫无寸进。

　　新：特区政府已经推出一连串的措施想搞好经济，为何总是引来劣评多于好评?

　　王：其实是刚才所说的特首决策和智囊力量不够问题引致出现目前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摇摆不定，没有一个明确方向和犹豫的情况，这样的一些措施当然不能期望能得到市民的好评。

　　大部分应急措施，甚至决策都无法令受着经济困局痛苦的市民即时得到好处，毕竟政府不能派钱。

　　就好像教育方面，过去港英政府以英文作为唯一语言要求，所以只要英文过关的人才都可以加入，这样不但吸引二三十万的外来人才和投资，本地人才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现在推行“两文三语”，没有一个清晰的主次之分，英语人才担心面对中文，投资者担心英文人才不足；中文人才又担心面对英文，是说国语、粤语还是英文?谁也说不准，其实培养每一个人都拥有两文三语能力是不切实际的，究竟是跟英文接轨还是跟中文接轨?政府应给一个很清晰的政策方向。

　　再看看近日停售居屋十个月的决策，稳定楼市做对了，但十个月以后呢?政府会不会趁这十个月全面检讨房屋供应问题?答案又是“不知道”！又是一个没法给人清晰方向的决策。

　　新：香港其实已经经历了几轮的经济转型，都没有对经济产生太多的负面影响，为何这回出现?

　　王：这回经济转型是转向知识型经济，不是像过去由工厂转到服务业那样，普罗大众只需几天就可以适应，而是一年半载也可能还适应不了的问题，更甚者是有部分人被逼加入被淘汰的行列，而社会上又没有足够的职位安置失业大军；再加上外在经济环境的影响，让这轮经济转型的时间变得太长，市民所受的痛苦也最大。

　　转型也带来了香港社会矛盾恶化的情况，好像提倡香港应发展和内地的经济合作就引起了支持和反对者的矛盾冲突，输入内地专才也引起矛盾，经济不景气带来上层阶级和基层市民的矛盾也出现等等。

　　还有一个问题是政府没有办法得到立法会对政策施行的支持。行政长官没法在议会中获得一个制度化的组织支持，于是提交给立法会通过的政策，政府要花很长时间去游说，就算得到支持也只是道德上的支持而不是制度化的坚定支持，回归四年来政府的政策变得摇摆不定，左摇右摆地受议会左右，政府无法稳定地施政也是今日出现经济困境的原因之一，也是出现很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原因所在。

　　新：中产阶层为何这回也出现不耐烦的情绪?

　　王：其实这回的香港经济告急可以讲是回归四年来的第二个低谷。四年来香港发生令人不满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过去中产阶层还会保持昔日的沉默是金的传统，可是一直等待的光明没有出现，有耐性的人也会变得没有耐性起来，况且他们还是社会上被称为“付出最多，也是最得不到帮助”的一群。

　　新：香港应怎样抢救经济险情?

　　王：政府方面不应再做守财奴，坐拥大笔财政储蓄，当然是用来发展具有策略性远见的基建，利用基建来推动经济上升，而不是向市民派钱，其实当年的玫瑰园计划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利用基建带动经济上升先例。

　　香港经济零增长，但毗邻的内地有7%-8%的增长，为何同一个国家会有这情况出现?实在值得所有香港人思索。我认为特区政府应全力去打破和内地现存的隔膜，不论人流、货流、物流都应尽量去扩大交流，而基建就应该朝这方面考虑，如何建立更多更符合需要的两地联系通道，是基建的考虑方向。

　　事实上现在香港社会和人心的不稳定已很严重，特区政府再不采取一些有力和实际的措施和决策，问题只会再进一步恶化下去，是时候从过去的经验吸收教训，认清问题和实实在在地去解决。

　　当然香港人也应尽快醒觉起来，把过去一贯以来最引以为豪的创造性和自信心重拾回来。

　　新：情况还会再恶化吗?

　　王：从目前的情况看既有悲观一面，也有乐观一面。悲观的是外围经济还见不到有很大改善的景象，这令属于海岛型经济的香港无法获得一个改善的外部条件；乐观的是香港人经历如此长的痛苦期后，似乎已经开始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所在，特区政府也有点如梦初醒的感觉。不过，相信要看到目前困局得到改善，市民还需要捱多一些日子。(文/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