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编者按：自从有了人类历史，“上九天揽月”便一直成为人类无法割舍的梦想。据2001年1月15日的《北京晚报》报道，中国宇航员登天开始进入倒计时，中国的宇航员是从上千名现役歼击机飞行员中，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来的。2001年3月10日，来自日本《读卖新闻》的消息说，中国首次载人宇宙飞船发射计划将在明年下半年进行，它将成为弘扬国威的一个重要举措。面对这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人们对中国航天的关注几乎一下子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上天揽月的美丽梦想已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作者：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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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在载人航天工程中，选拔宇航员是一条线，研制宇宙飞船是另一条线。

　　在新中国选拔宇航员之前，我国的航天事业就早已稳稳地起步了。

　　就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久，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以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关怀下，又组建了有关航天的机构第七机械工业部。由元帅聂荣臻牵头，钱学森等专家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等人在集思广议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的航天技术研制规划。

　　1955年6月，留美从事喷气技术与火箭技术研究的钱学森博士终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在被美国羁留五年后回到了新中国。1956年2月，钱学森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很快，导弹航空工业领导机构和火箭、导弹研究院相继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工业机械部就是在五院基础上扩建而成的。1956年10月8日，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年的日子，10多位将帅和156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聚集在北京紫竹院公园西南角的一间屋子里开了一个会。就是在这间几天前还是野战医院的饭堂里，聂荣臻元帅宣布新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天正式成立。

　　本来苏联专家建议在外地选址，沈阳、哈尔滨、南昌、株州、西安、四川，南南北北选了一大圈，都觉得不合适，又返回北京。看中了紫竹院这块地方。这里原来是空军四六六医院，病房就成了新分来的大学生们的宿舍。这些大学生，学什么的都有，学化工的，学纺织的，学机械的，就是没有学火箭导弹的，他们中的好多人来时根本不知道让自己干什么。五院成立的仪式刚结束，会场就变成了课堂，由大学者钱学森从一年级开始"扫盲"。他连讲了七课，第一部分是人造卫星，第二部分是导弹概论。这样的学习班，连办了三期。国防部五院的摊子铺开了，作为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忙得四脚朝天。他是搞技术的，但是他担任五院院长，要管好多行政上的事情。钱学森提出辞职，专心搞研究。这样，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调到国防部五院当院长，刘有光任政委。

　　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大跃进成果展览开幕，人们见到了运载火箭的模型、高空探测仪器的模型，还有一些空间技术发展的推想性模型，都很兴奋。人们都很赞成毛主席说的关于卫星的话，我们要抛就抛大的，抛两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中国迈出了宇宙生物学的第一步

　　要说到探空火箭，就不能不提到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他1921年生于昆明一个白族商人家庭，云南大理人，中科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硕士学位。1949年10月，正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王希季在报纸上看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毅然放弃获得博士学位和留美工作的机会，1950年初回国，历任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教授。1958年，正当他准备赴德国进行为期两年的教学互访时，忽然接到上海市委的调令，任命他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承担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研制任务。这之后，他担任了七机部五院副院长，科技委主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

　　1960年2月19日，上海郊区一个稻田改建的发射场上，没有电，借来一台50千瓦的发电机，用芦席遮起来。王希季的指挥所是用麻袋堆起来的，没有通信设备，他就站在半人高的麻袋掩体后，通过手势和大声喊叫指挥发射。也没有自动跟踪火箭的仪器，用土办法造出人工跟踪天线，好几个人用手把着才能旋转和俯仰。最危险的火箭加注，竟是自行车打气筒打进燃料储箱中。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探空火箭，接着，我们的生物火箭也接连升空。到了1963年，在新建的安徽火箭发射场，我国第一枚气象火箭发射成功，它携带着40公斤的探测仪器飞上115公里的高空。1964年，又成功地发射了一枚生物火箭，测量并拍摄了生物在失重环境下的生理状态。

　　说到生物火箭，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1958年，在著名科学家贝时璋教授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在当时的世界上算数得着的少数几个同类研究所之一，生物物理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宇宙生物研究室，这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主要开展放射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宇宙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和科学仪器的开发。

　　王希季是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气象火箭和高空试验火箭的技术负责人，在以后研制的18种探空火箭中，由他担任型号负责人的有12种，包括将小狗小豹和珊珊送上天空的生物火箭和可回收的探空火箭，逐渐形成系列。探空火箭的显著成绩，为卫星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希季倡导并参与发展无控制火箭技术和回收技术两门新的学科，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主持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他还主持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方案。同时作为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提出了重要的研制方案，并主持采用了新技术，使我国卫星返回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而成为掌握此项尖端技术的三个国家之一。这个时间距离苏美两个航天大国并不远，如果没有后来30多年的停顿，恐怕中国早就跻身航天大国的行列中了。

　　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极为关注，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都到上海视察过火箭研制情况。196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到上海南汇县老港镇东进村，视察了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老人家弯下腰，仔细观看白色的箭体，然后在火箭旁坐下，一边听介绍，一边翻着产品说明书。毛泽东问，我们的火箭能飞多高？听到火箭飞了8公里时，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果然，我们火箭载着卫星一直飞上3.6万公里高的太空。

　　聪明的小豹和珊珊成了"宇航"明星

　　1965年6月，在安徽六○三火箭发射基地成功地发射了一批生物探空火箭，有幸乘坐探空生物火箭上天一游的有大白鼠、小白鼠、果蝇和12只生物试管等，其中有一只名叫小豹的小公狗。试验圆满成功，小豹和4只大白鼠都好好地活着。几天后，生物探空火箭又将另一只小母狗珊珊送上天并成功返回。

　　那时我国的宇宙生物试验刚刚起步，没有专家，没有设备，没有经验，确确实实是一无所有。科技人员发挥集体的力量，在一张白纸上开始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做小狗失重试验，科研人员自己动手，用木棍、铁条做受试架，以后的震动台、耗氧量、高温试验旋转台、噪音以及生化试验，每开展一项新的试验都要自己动手自己想办法。就是在这样的困难中，宇宙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一群年轻人凭着对祖国对科研事业的热爱，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因陋就简，逐步开展了一系列的宇宙动物试验，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默默无闻，直到把小动物送上了天，展开宇宙生命研究。

　　美国和苏联的探空火箭曾多次失败，早在1946年，美国就发射过生物火箭，对植物种子、细菌细胞和果蝇等生物进行真空效应试验。1948年，美国曾将一只麻醉过的猴子发射到62公里的高空，由于降落伞系统失灵而失败。后来发射过很多次未麻醉的小鼠和麻醉过的猴子，由于降落伞系统不过关，仅最后两次成功返回。

　　苏联从1949年到1959年，共发射上天过44只狗和一只免子，实验结果和回收成功率都高于美国。60年代我国也进行过太空生物试验，用一枚探空火箭把四只大白鼠和四只小白鼠送上天空六七十公里，凭降落伞返回地面。并用一架特制摄影机拍下了大白鼠在超重和失重状态下的活动情况。在这次试验中，箭体内的8只鼠都幸运地活着。

　　在那种一穷二白的困难情况下，为了能把这些珍贵镜头拍下来，宇宙生物实验室的科技人员想尽了各种办法。地面上摄影好办，天上摄影怎么办？既没有先例，又没有材料，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鞠浪摄影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合作，专门组织几个人攻关。买不起新的机器，摄影师鞠浪就到东单信托商店买回了捷克的8毫米小摄影机，却买不到同样型号的胶片，只买到日本16毫米的。他就和有关人员合作，动手做了一个小型的胶片分割机，拍完一半，翻过来再拍另一半，最后裁开，再按镜头先后接起来。那时很保密，不能拿到外面洗印，还是要自己动手。鞠浪和师傅们做了一个显影盒子，两边两个轴，中间放上显影液，先把胶片缠在一个轴上，在暗房里摸黑往另一个轴上转。来回转，让胶片充分显影。以后做载人上天的失重试验，胶片量大，就又用塑料做了个大盒子，还做了大架子缠胶片。就这样，用改装的自控摄影机拍出了飞行状态下动物失重情况的影片资料。活动的大白鼠和两只可爱的小狗先后成了电影明星。根据这些影片资料制作的电视片在80年代的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公开放映过，题目叫《小狗飞上天》。

　　探空火箭初期的实验重点是加速度，后来随着轨道的升高和飞行时间的延长，才对真空失重效应作了较多的实验。一般说，在距地球15.3公里的高度，动物肺泡的气体压强同外界大气压强相等，如果突然置于该高度，可能引起爆发性缺氧，最先受伤害的是动物大脑，接着是心脏眼睛等部位。在距地球19.3公里的高度，暴露在外的动物体液便转化为气体而形成气泡。如果受损伤的时间过长，受损伤部位的功能将难以恢复。无论动物或人，暴露在宇宙真空环境中都是不能生存的。所以载人航天最为紧要的是生命保障系统的完善。

　　航天动物的选拔虽不像宇航员那么难，但也很不容易，要从小狗的生理和心理上进行选拔。平时小狗都是到处乱跑，自由自在，一旦把它们关在狭小的环境中，很难适应，常常会烦燥不安，甚至狂吠尖叫，乱抓乱撞等。这样的小狗当然不能作为航天乘客。由于密闭舱的限制，要求小狗的体重在6公斤左右，太重太轻都不行。30多条试验狗，选了又选，才最终选出几只优秀小狗作为候选。这并不是说所有入选的小狗都能上天，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和地面模拟训练，还要再淘汰，过五关斩六将，最后选出两只小狗。毛色黑白相间的小公狗小豹第一个上天，它和性格温柔，像个小姐的小母狗珊珊的性格不同，充满阳刚之气，漂亮挺拔刚毅，训练得特别听话。珊珊一身长长的黄毛，更是乖而又乖。

　　上天的小狗首先要习惯实验室和特制小舱的环境。在特制小舱里，小狗被半固定在一个架子上，可以上下左右翻转，有一定的自由度。经过训练，小狗在小舱中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此外，小狗还要适应特制的服装，携带卫生设备和记录生理功能的传感器。也真难为小狗了，宇航员所经过的训练，小狗都要经过，像噪声、振动以至于进食等。如果这些困难小狗能克服，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是大小便，没有经过训练的小狗，长期限制自由会引起大小便潴留和伴有运动性不安，甚至一般生理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循序渐进的训练，使小狗既能适应航天环境，又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上天前，小狗还需要接受外科手术，需要将右颈总动脉移置颈部的皮瓣内记录血压，银质电极埋入胸部第五肋皮下记录心电。

　　探空火箭发射前，与有关各县联系好，发现带降落伞的空降物马上报告，并由村里民兵荷枪实弹保护起来。带降落伞的生物舱落在山坡上，民兵拿枪警戒，一个民兵怕返回的生物舱往下滑，还用绳子拽着。科研人员接到报告，马上出发，大家中饭晚饭都没吃，带着沉重的仪器，以急行军的速度徒步往落点赶，因为如果晚了，箭体内的小动物就有可能窒息。

　　在1965年前，主要在进行高空物理的地面模拟。众所周知，60年代初我国的条件特别差，吃都吃不饱。大家靠为国家做贡献的心情，克服困难，一次一次地做试验。常年在荒郊野外，电也没有，平时都点煤油灯。到处是山，得了病可就不好办了，科研人员天天锻炼身体，跑步做操什么的，一点不敢疏忽。你看，科技处长都卷了裤腿过河，搞摄影，更是苦累，扛着摄影机，要跑得快跑得远，脚上全是大泡。后来做小狗试验才和空军联系，调了一架直升飞机帮忙。

　　打开舱门的时候，大家都在静静等着。摄影师鞠浪选了一个最佳的位置，打开相机，装上平时舍不得用的彩色胶卷，对好了镜头。那时，国内还没有彩色胶片，鞠浪手里唯一的德国阿克发牌彩色胶片，是科研单位需要，专从外国定的货。照什么试验都舍不得用，专门留着照小狗上天。生物舱的门一打开，小豹先活蹦乱跳地跑出来，接着，活动鼠也出来了，固定鼠在小座舱里按捺不住，刚打开有机盒，也跑了出来。看见上天的动物欢蹦着出来，每一个参加试验的人心里都特别高兴。

　　聪明的小豹和珊珊终于过五关斩六将，同时上天的"小战友"们还有大小白鼠。大小白鼠虽不像小狗那样左挑右选，并经过艰难的训练，但上架前也都经过精心选择。活动鼠比较自由，固定鼠按照鼠形，用手工又钻又刻做了上下都是窟窿的有机玻璃小座舱，固定鼠在里面可以稍稍活动，以致于失重时爪子张开的形态都可以被清楚地拍下来。上天返回后大白鼠生的后代也拍了下来，以此研究宇宙射线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回收成功了，两只安全返回地面的一公一母两只小狗成了"明星"，它们被专程送到北京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和党组书记张劲夫等在贝时璋的陪同下，特意参观了从天上回来的小狗和大小白鼠，赞不绝口。

　　看到小豹活着回来，鞠浪什么也不顾，靠近再靠近，一心摄影，生怕漏掉了好镜头。每次他都是冲在最前面，没想到，直升飞机的维修梯一下打到他头上，把他打倒在地。当时他只有一个信念，我的摄影机拍的都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料，肉体受损伤没关系，一定要把摄影机保护好。他没顾头上流血，马上从地上爬起来，接着再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定要拍出最好最美的照片。正好研究人员把小豹从生物舱里抱出来，举在头顶，大家都在欢呼，跳起来。小豹看见大家欢迎它，又连连喊它的名字，也知道高兴，伸着舌头笑。小豹经过长期训练，也吃了不少苦，这次像宇航员一样胜利归来，似乎也知道自己立了功。据说航过天的小豹和珊珊结为夫妻，也生下了自己健康的狗宝宝。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从宇宙回来，全球轰动，中国也一度沸腾，重新热起卫星来。苏联能出加加林，中国为什么不能出加加林？党中央有过动议，从政治的角度说，中国是个大国，不能示弱，应该有些威慑力量。6月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星际航行座谈会》，钱学森主讲《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讨论的范围很广，涉及卫星的返回理论、温度控制、遥测、电波传播、宇宙医学、火箭动力等。钱学森是研究星际航行理论的先驱者之一，从4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研究，1949年提出火箭旅客飞机的概念，19 53年，他研究了行星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行性。1962年钱学森出版了《星际航行概论》一书，提出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设想。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随着我国自行设计的弹道导弹的突破，钱学森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钱学森认为科学不能一步登天，科学是一步一步爬。所以必须尽早动手，才能到时拿出东西。

　　1965年，有关部门召开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的论证会议，初步确定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计划。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确定我国发展人造卫星工作，要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方针。由此正式成立了空间技术研究院，归七机部领导。七机部那时属于部队系统，调入的科技人员都穿上了军装。

　　时值"文革"，物是人非，赵九章被迫害致死，卫星材料专家姚桐斌也被活活打死，钱骥被打成"特务"。宇宙飞船不再有人提起，庆幸的是，卫星试制工作还在继续进行。钱骥忘记自己被打成"特务"，要求参加只有少数中央领导才知道的绝密级的工程。他的天真感动了当时的军管组，卫星总设计师成了一名普通工作者。

　　1967年初，研制"东方红一号"的模样、初样、度样和正样四个阶段的工作已经铺开，阶段性的结构星、温控星的试验与改进正在进行，试样星的技术规划也在试验和探讨。

　　探空火箭一个接一个成功发射，下一步是发射卫星，再下一步就是送宇航员上天。1967年建军节前三天，正在忙于搞导弹设计的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孙家栋接到通知，为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推荐孙家栋担任总体设计。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孙家栋正在苏联留学。那时他就想，什么时候中国能有自己的卫星上天？

　　孙家栋认为，早期形成的卫星总体设计方案难度过大，以当时中国的国情、技术基础、工业水平，技术指标看，只能付高昂的代价，走一段很长的弯路。应该遵循中央确定的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发展方针来对待卫星研制。这个想法得到各路专家支持。

　　1967年12月，孙家栋主持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会议，审定了总体方案和各系统方案，以及技术方案的重新论证工作，简化了过去的卫星设计方案，去掉了卫星上的很多探测仪器，确定中国第一星是试验卫星，不追求高难技术，只要做到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就是成功。这是国家对"东方红一号"的基本要求，发射成功，准确入轨，地面观测站能跟上，卫星达到北极星的亮度，地面能收到东方红乐曲，就成了。这次会议正式把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

　　1968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这一方案。

　　1969年10月卫星初样完成，钱学森带着孙家栋等人向周总理汇报，总理拉着孙家栋的手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周总理仔细询问了卫星的测试结果和质量情况，表示满意。孙家栋大胆地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卫星上的许多仪器设备都镶嵌着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它影响卫星散热，加重卫星的重量，还可能对卫星姿态产生不利影响，我们觉得不合适，但谁也……

　　周总理严肃起来，搞那个干什么？掉下来人家会说怪话，你看我们人民大会堂也没有挂毛主席像章和语录，政治挂帅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搞得那么庸俗，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你们搞卫星的一定要讲科学。

　　1970年4月24日，奏着"东方红"乐曲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酒泉发射成功。比较一下，苏联第一颗卫星重83.6公斤，美国第一颗卫星最轻，只有8.22公斤，法国第一颗卫星重38公斤，日本第一颗卫星重9.4公斤。而中国的第一颗卫星，重达173公斤，比苏美等国的卫星加在一起还重许多。

　　就在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毛泽东笑着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专家钱学森、任新民等。

　　再加一把火，水就烧开了。我们卫星都上天了，载人飞船是趁热打铁的事情。确实，新中国试图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以后，马上着手进行载人航天的飞船研制工作。

　　1966年春，宇宙飞船规划会议

　　"文革"是1966年的夏天开始的。在这场可怕的台风未席卷一切前，1966年初，发射卫星的工作明确提出来了。在这一年春季，中国科学院在友谊宾馆召开了卫星系列论证规划会议，由"651"设计院主持，应该说这是中国最大的一次关于卫星的会议。在大会简报组工作的龙新华回忆说，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全国以及全军所有的与卫星有关的单位都来了人，有110人至120人之多。会议对几个系列的卫星都作出了规划，解决了发展卫星的有关问题，包括不同的卫星要求有不同的轨道，要求从不同的地点发射，以便一入轨，地面就能抓住。

　　这次会议，提到了宇航问题，可惜重点是在卫星上，宇航只是提了一下，很多具体问题根本没涉及。最重要的是哪家单位搞飞船，有争论，最后议而未决。

　　紧接着，3月底至4月初，在国防科委主持下，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极秘密的制订宇宙飞船规划的会议。当时，卫星系列规划有了，而宇宙飞船的计划还是白纸一张。

　　中央专委认为，现在上马宇宙飞船是时候了，应该逐步开展起来。

　　于是请来三位中国最知名的生理和生物方面的专家。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对与会的贝时璋、沈其震、蔡翘三位专家说，你们不是对哪个单位负责，而是直接对国防科委负责。

　　蔡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的生理学家。

　　贝时璋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开创了中国生物物理学。

　　沈其震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著名的生理学家。

　　这三位泰斗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不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共同接受了国防科委委托的组织宇宙医学科研的任务。

　　宇宙飞船的规划会议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争论，这三位专家的意见就不一致，宇宙医学还要不要包括生物学。有说要，有说不要。

　　事实上，人类不能赤手空拳进入太空，需要解决从地球到遥远空间的最起码的生命保障系统，在地球上不成问题的呼吸排泄行走睡眠都成了航天中最难解决的问题，还有缺氧、失重、低气压、真空、极端温度……要求饮食、服装一切的一切都要特制。没有这一套航天设备，载人航天飞行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在别的星球上长期生活了。在载人航天之前，要进行大量的动物试验，在组织脏器、生化指标以及分子水平上进行深入研究，阐明其发生原因，进而采取防护措施。还有些实验无法在人体内进行，如辐射效应、防护药物疗效研究等，必须通过动物试验才能向人体研究过渡。为了保证宇航员的工作效能和健康，必须研制生物卫星。生物卫星是发展载人航天的需要，要保证宇航员较长时间的工作，必须进一步探索解决航天医学中许多重大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空间运动病、骨骼脱钙、肌肉萎缩和脑功能降低等，此外，还有心血管功能、血细胞、体液及电解质代谢、免疫功能及生殖遗传等。近年，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开展中药对辐射作用的治疗，失重条件下的骨质丧失，免疫功能改变，防治空间运动病等都取得了较理想的成果。总体上说，我国在航天医学方面落后于美、俄两国，但在某些领域内已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成果，当前最迫切需要在生物卫星上进一步研究验证。

　　但另一派认为不必发射生物卫星，也有一大套充足的理由。

　　与会者经过20多天的讨论，最后妥协，生物卫星根据以后技术发展情况决定，不排除发射一至两个生物卫星。最后，由三位专家主持，制定出宇宙飞船计划，规划很细，有20多页。最后定稿由军事医学科学院负责，三位专家都在上边郑重地签了名字。

　　宇宙飞船规划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回去正赶上"文革"开始，"五一六"通知满天飞，天下大乱，宇宙飞船的规划就这样中途夭折了。但从以后一系列的航天动作看，这份宇宙飞船的规划还是照章实行了。

　　按照计划，1966年7月发射一颗载狗的火箭，已经进行了论证。1966年4、5月间，幸好发射载狗火箭的队伍出发到了某基地，要不小狗也上不了天。

　　发射完载狗火箭，接着准备发射猴子的试验。发射猴子的火箭比狗可复杂，猴子的生理结构与人相似，大脑结构和人差不多，能模仿人的动作，这就比狗的试验进了一步。猴子这个试验完了以后，再往后，恐怕就是宇航员上天了。期盼、希望，人们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常常一干就是一通宵。科研人员每次出发去基地，都要两三个月，因为经过长途运输，火车汽车搬运，一些部件可能会松动，线路也可能位移，运到现场必须再一次测试。正在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时，听到广播"文革"了，中国科学院也被造反派夺了权，打电报让他们回去参加运动。命令不能不执行，只好中断试验，收拾好行李打道回府。

　　有关航天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

　　在卫星研制的同时，载人航天也终于开始了动作

　　转眼到了1968年，距离毛主席说"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指示已经过去整整10年，我们的人造卫星紧锣密鼓即将上天。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搞载人航天。在卫星研制的同时，载人航天也终于开始了动作。这时，宇航的工作也正式列入议事日程。那时还没有航天这个词，航天这个词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1968年4月，上层决定上马航天研究，先成立队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宇宙生物研究室就和解放军二三六部队、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合并成立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调来的人员全部穿上了军装，由国防科委领导。

　　单位成立是成立了，但没有房子，无论是国务院，还是造反派，都在积极跑房子。因为"文革"中毛主席说农业大学不能办在城市，农业大学搬走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就搬到了农业大学里。钱学森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每年都要到某研究所来讲几个小时的课。以后选拔宇航员的工作，国防科委某研究所起了主力军的作用。

　　60年代动物实验基本上搞完了，70年代准备搞载人上天。从各个飞行基地选拔，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医学小组。在选拔宇航员的几个月里，鞠浪拍了一部电影《我国第一批宇航员选拔》，从预备宇航员坐车进大门，一直到进试验室，做各种医学检查。鞠浪还拍摄了《我国航天服的研制》、《我国航天食品的研制》以及《海上打捞试验》等多部影片。为了拍摄航天失重的种种表现，鞠浪走进了改装的失重飞机，选好位置，做好了充分准备。嘴里咬着咸菜，脖子上套一个大塑料袋，头顶着固定在飞机上的脸盆底部，怕漂起来。这是一次特殊的飞行，飞机要飞"8"字，又失重又超重。刚上飞机，宇航员还有说有笑，飞起来没一会就不行了。鞠浪哪经过这个，更是吐得一塌糊涂，瘫在那里，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好像什么都不行了。出舱时被抬出来，大家热烈鼓掌。其实领导并没有命令鞠浪上飞机拍摄，他主要想进舱可以拍得更清楚。

　　作为航天摄影师，鞠浪长期在外，全国各基地都去，每次都是三四个大箱子器材，一个人搬来搬去，野外工作又全靠两条腿，超负荷工作，落下腰椎病。那时，大家废寝忘食，一心想怎么把实验搞成功，谁也顾不上关心自己的身体。可以说，鞠浪和他的战友们把一辈子都贡献给我国的航天事业。

　　一旦进入拍摄现场，鞠浪就什么也顾不得，只一心拍摄，像那次拍摄小狗被砸伤的情况还有多次。一次，试验前做小试验，火箭点火。鞠浪正在用架子固定电影摄影机，哪想到火箭不往前飞，往后飞，爆炸了，连沙带土把鞠浪埋住。他刚恢复点知觉，就起身猛扑摄影机，那是他的武器啊。把摄影机从大土块中扒出来，那个心痛，贵重的镜头上砸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坑，却顾不上自己满脸流血，脸上也被砸了好多大大小小的坑。还有一次在甘肃发射场，火箭拐弯，掉在鞠浪身边爆炸，还好命大没死。参加西昌卫星发射任务回来，鞠浪他们走在前面，后面的一个摄影师张晔踩到了一窝蜂，许多毒针扎在头上脸上，他昏过去，直升飞机送到成都转到北京也终于没救过来，牺牲了。

　　在青岛外海参加大海救生试验，那也是鞠浪忘不掉的一段回忆。一望无际的海，试验员穿上航天服，坐大兵舰走了好长时间，到了外海。宇航员再上充气橡皮船，选的是好天，但外海无风三尺浪，在浪尖上跑，一停下来就不行，一会涌到十几层楼高，一会又摔到谷底，11、12月特别冷，人泡在水里，摄影机也泡在水里。直升飞机来了，放下吊篮，听着挺简单，真正试验起来难度很大。橡皮船轻，浪一推就跑了，试验员穿得又笨重，加上直升飞机自己也哆嗦，搞了好几次，试验员还是爬不上去。最后过了好几个钟头，精疲力尽了，才爬了上去，完成了救生试验。鞠浪也坐了小炮艇，为了怕晕船，战士给他一个大萝卜，他还是咬着咸菜，套着大塑料袋。平时鞠浪并不晕船，但这次也不行了，天昏地转，衣服裤子全湿了。上了大兵舰，鞠浪被抬到床上，什么水果都有，就是吃不下去，衣服上全是大盐壳。光学仪器最怕盐碱，鞠浪擦了一整夜。科技处长特别感动，说鞠浪你真是不要命了。

　　1976年鞠浪到东北出差，没几天唐山大地震，孩子小，夫人身体也不好。三个月回来，夫人孩子都埋怨。1965年正是发射紧张时，夫人生大儿子，他不在，生老二，他又不在。70年代选拔飞行员，生怕漏了哪个镜头，黑天白夜地拍。鞠浪的爱人李秀雯也在同一个所，负责操作离心机，里面有很多水银，李秀雯得的再生障碍性贫血与此有很大关系。她要强，什么工作都干在头里，都要干得满意，每年都受表扬。以后到海淀区检察院工作，获得法律大专文凭，每年都是先进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奖状发了一大摞。

　　像鞠浪这样的好同志在我们的航天事业中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大多因工作的关系不能抛头露面，但他们的生命和新中国的航天事业一样将永远常青。

　　中国发射卫星的回收率创了世界纪录

　　要想实现载人上天，首先要解决卫星回收问题。

　　从茫茫宇宙将卫星召回，谈何容易！你想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并令其准确降落，手里的令箭又有多大威力，谁听你的？苏联是秘而不宣发射了好几颗卫星后才掌握了回收技术，美国一连发射了12颗返回式卫星，全逃之夭夭，直到第13颗，才极不情愿摇摇晃晃回来了。回来是回来了，但还是闹别扭，根本不听指令，一头扎进大海游泳去了。

　　作为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王希季大胆采用新科技成果，使卫星回收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一阵子，他一趟一趟往大西北试验基地跑，做了不下50次空投试验，在内蒙古察哈尔黄旗海空投试验基地，零下30多度，他和试验人员一起睡在四面露风的平房里。"文革"的风暴，王希季躲也没躲掉，批判他的大字报贴了满满一墙。降落伞强度试验，由于伞没打开，模型摔碎了，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王希季被"请"进学习班。幸好试验纪录胶片证明模型不是人为破坏，王希季才被放出来。一获得自由，他马上投入对回收系统的改进和试验中。

　　1975年11月2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长征二号"火箭把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上了太空，预计绕地三天后回收。这是杨嘉墀和同事一干十年，研制这颗卫星的姿态控制的结果。科学家们正在集中精神监控卫星运转的数据，忽然，收到一组不妙的数据，显示靠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来实现姿态控制的卫星，由于气压下降过快，将会因氮气消耗殆尽而提前返回。

　　这一提前返回，可就没谱了。

　　指挥卫星发射的总指挥钱学森，把杨嘉墀等专家请到一起，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专家的计算结果表明，安全回收的希望几乎等于零。杨嘉墀一直没说话，在低头计算，钱学森看着他。终于杨嘉墀说，从我的计算判断，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卫星上天时温度高，空间温度低，卫星进入轨道后，冷热悬殊，气压下降的速度加快。但到一定时候，气压就会稳定下来，支持卫星在空中飞行三天问题不大，我的意见是按原计划进行。

　　最后决定按杨嘉墀的意见办。

　　杨嘉墀爬上三四百米的观山顶，在冬夜里观察卫星。直到天亮，才从山上下来。

　　回收部队在四川遂宁县待命，准备回收。到了11月29日，返回式卫星在天上逛了三天，环绕地球47圈后，该回来了。可是在大气层还有信号，突然却没了踪影，得，丢了。专家们肯定地说，根据我们观测，返回的卫星没出国，就在我们国内，大概在贵州附近吧。

　　就在11月29日中午，贵州凯里地区的矿工都上井吃饭了，四个采煤工没急着奔饭堂，在井沿你一句我一句打闹，忽然一个大火球从天而降，劈了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四名矿工吓得马上钻进矿井，生怕再掉下个大火球砸到脑袋上。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了一会儿，胆大一点的探出头来看看，没什么动静，天没有塌下来，大火球也慢慢黑了。矿工们还是害怕，怕那个黑了的大火球再来个爆炸。又等了很久，黑了的大火球一动没动，完全是死老虎的样子。四个矿工毕竟是小伙子，年轻气盛，互相鼓励着从矿井中钻出来，围着黑了的大火球绕了一圈，黑了的大火球还是连喘气也没喘，只是他们看清了里面有一些"内容"摔了出来。

　　谁也不敢去摸这个庞然大物，有个矿工拿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当当响，看样子是个无声无息的铁家伙。四个矿工商量，一个人去报告领导，留三个人看守，虽然现在这个家伙不动声色，万一蹦起来，人少了可不好招架。不能让这个铁家伙跑了，万一这个铁家伙要跑，三个小伙子还是可以对付一阵的。很快回收部队来了，大家才知道虚惊一场。经过检查，卫星在太空拍摄胶卷的黑匣子完好。

　　虽然有点偏差，但基本上算回收成功。

　　以后，中国陆续发射了近20颗卫星，除一颗因卫星姿控系统出现故障未能回收外，全部成功回收，而且返回的落点误差很小。这个回收成功率是世界上罕见的，创下了世界纪录。

　　安全返回技术不成问题了，中国科学家掌握了回收卫星的秘密。虽然载人飞船的回收技术特别是救生技术难度更高，中国科学家还是有信心突破这道难关。

　　载人航天有三大难题需要突破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带来了人类的航天时代，为千百年来梦想上天的人类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在中国古代，有虚拟的嫦娥奔月的神话，也有实实在在的唐明皇游月宫的神话。国外也有类似的神话，像古希腊飞向月球的神话等等。但是，人类想上天，却始终是虚无的神话。在咱们国家，形容什么事情难，就爱说比登天还难，确实没有比登天更难的事情了。人类发明了飞机，可以在天上飞了。可要飞出地球，飞到宇宙去，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西游记》里，那个神通广大的孙猴子，不是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吗？要想飞出天外，必须要有一定的速度，要围绕地球转，你至少每秒钟要运行8公里；如果你要摆脱地球引力，飞到天外，那你就必须更快，每秒要达到16.6公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看大型喷气式客机够快的了吧？可才每秒0.3公里。子弹头更快了吧？快到人眼几乎看不到它的运行轨迹，而子弹出膛的速度也才每秒1公里左右，据说最快的飞机每秒可以飞到1.4公里。您说大自然对我们人类是多么苛刻。

　　然而，聪明的人类总是会心想事成。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天上转了一圈后顺利返回地面。之后，苏联又有两位宇航员上天，其中一位是女宇航员捷列什科娃。美国也不甘落后，两个大国引发了你追我赶的"宇宙大战"。到如今，太空中已经有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宇航员漫游过。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宇航员能够一步登天呢？

　　载人航天有三大难题需要突破，首先要有可靠性高、大推力的运载火箭，第二大难题是安全返回技术，第三大难题是研究具有良好的生命保障系统和工作环境。第一个和第二个难题新中国早在二三十年前就解决了，70年代，"长征"系列火箭首飞成功，至今已经发射过五六十次，成功率极高，其中"长征二号丙"及改进型火箭的发射率是百分之百。"长三乙"火箭可以把五吨以上的世界重量级卫星送上地球同步轨道。"长二捆"火箭也可以把很重的航天器送上近地轨道……

　　只剩下最后一道难题良好的生命保障系统和工作环境了。这个难题在地球根本不算难题，我们生活在有良好生命保障系统的地球中，大自然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阳光、空气、水，一点也不用你操心。可是在太空，完全没有人类生存的空间，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阳光不说，还没有重力，人类的吃喝拉撒睡在太空都成了大问题。不仅如此，太空中还有强烈的辐射、紫外线、低温和高真空。对于太空，人类还不可能去改造它的大环境，只能为自己营造出一个适合生存的小环境。这样不仅要解决阳光、氧气和水，还要解决宇航员产生的废弃物质，包括一定的湿度，一定的温度，还要使密闭座舱的飞船里的压力、空气成分与地球相似。这一切需要宇宙飞船的外壳是轻而硬的金属，舱体的外壳包裹着绝热材料，防止舱体在大气层飞行时产生的动力热传入舱内。在飞船里，还要有装有缓冲装置的乘员座椅，有各种电子设备、仪表及宇航员救生及生活装备。飞船的两侧要安装供宇航员观察星空与地球的舷窗，舷窗必须具有防强光、防紫外线及防辐射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宇航员到太空，不是为了生存，而是要去探险和开发地外资源，这就需要走出飞船，到太空中去。因此，还要设计能维持宇航员生命的类似密闭舱的航天压力服，保证宇航员在这套密闭的压力服里能够保持一定的压力，保证空气、湿度、温度，还要能防流星、耐高低温，同时要保证宇航员产生的废气能够排泄出去。穿上这套衣服，要能够行走，能够用手操纵物品，还要有与外界通话的设备。航天服里还要装上生理信息传感器，能够了解宇航员的身体健康状况。不说别的，制作这套衣服的衣料，就很不简单，要用玻璃纤维、镀铝尼龙布及其他不同的材料编织而成。此外，还有宇航员的饮食等等。

　　够了够了，说一说就这么难了，制造起来更是困难。这么多的高难东西不可能一天两天拿出来，中国的航天科学家们很早就在默默地做这项工作了，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毛泽东拍板，先处理地球上的事情，地球外的事情往后放放

　　时任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的杨国宇说，在1970年下半年的时候，空军选拔出了十几名最优秀的飞行员来充当宇航员。选拔宇航员，空军特别积极，把飞行员筛了个遍，政治技术身体各方面都合格，选好了，送来了。那时，七机部困难得不得了，要什么没什么，两派武斗，炊事员罢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一下来了这么多飞行员出身的宇航员，实在没办法。

　　杨国宇是四川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调到海军，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离休前任海军副司令员。那时他在七机部管生产，其实他什么也不懂，他是从海军某基地调来的。"文革"初，海军大院被"砸烂"了，让他们基地出支左人员到七机部。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难弄，又是咱们国家的高精尖技术，更不好弄。基地党委会上，明确说自愿报名，就干三个月，三个月后轮换。但会上一直冷场，谁也不吭声。杨国宇是基地参谋长，他想，不就三个月吗？早去晚不去，咬咬牙，他就说我去，这才解了围。没想到来到七机部，再也走不了了，根本没人换你。别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就不放他走。在七机部挨斗不说，吃不上饭不说，还要管听都没听说过的宇航员，真难为死他了。杨国宇查看了宇航员驻地，还到模拟飞船的大车间看了看。什么都不懂的他也看明白了，太穷，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一大块空地，建了个好大的厂房。因为大，更显得厂房空得不得了。厂房里用纸盒、木板、三合板钉了一个模型，用帐篷布蒙着。知道的是宇宙飞船的模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堆破烂。杨国宇还查看了宇航员食品，牙膏式的。杨国宇虽然是海军出身，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以为是拿了几管牙膏代替，不知道实际上宇航员的食品就是这样的牙膏食品。

　　因为牙膏食品，也因为纸板的模型，杨国宇摇摇头。没有钱，模型可以躺在空空厂房里睡大觉，可是那些高级飞行员怎么办呢？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每天要高营养，要大强度的空中翻滚训练，咱这里飞船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造起来，造起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上天。这些高级飞行员要吃，要喝，要训练，不能束之高阁。七机部可养不起他们，两派还在武斗，大食堂都是窝头，窝头还不是大的，都是小的，根本不够吃。杨国宇就和空军商量，宇航员还是由他们供给，我们招待不起。问题是那时上边还没让空军管，空军也爱莫能助。

　　宇航员这事到底谁牵头？中国科学院也有难处，还是七机部牌子大，就由七机部挂帅。杨国宇没想到，这个头可不是那么好当的，自从牵了宇航员这个"高级差事"的头，伸手来要钱的就多了。七机部要钱，空军也来向他要钱。1970年我国选拔的第一批宇航员开始选拔，到机场飞抛物线。飞行员来北京是体检的，谁也没带飞行服。要飞行，不穿飞行服哪行，空军要求买。能让飞行员吃上空勤灶就很困难很困难了，还要买飞行服，哪有钱哟。到处都向杨国宇要钱，他又不是银行。杨国宇说我两手空空，哪里有钱，钱要国家计委那里才能拿。

　　周总理说，反正是这兜出那兜进嘛，到余秋里那里要钱。余秋里是计委主任，他说你先报上来。七机部报告上去后，计委在友谊宾馆召开会议。别看是计委掌管金钱，但也不敢大手大脚，开会不敢选在大饭店。余秋里当个计委主任，也难，整天开会就是要钱的会，四面八方都要钱，尤其是七机部，计划大，比哪个部的计划都大，要钱是大头，每年都是狮子大开口，要钱最多。又是"东风"1-6号，又是卫星，现在又要上马宇宙飞船。

　　杨国宇口干舌燥说了半天，余秋里不吭声，他不知道这一回七机部到底要多少钱，但可以肯定又是一笔天文数字。杨国宇说你没拨这笔钱，余秋里说这钱是不是计委拨？有计划吗？这样吧，你直接去对总理说。老要钱，现在宇航计划又要钱，钱学森也不敢找总理讲，杨国宇更不敢开口了，他让余秋里去给周总理说。

　　航天事业中最难的就是载人飞行，几乎涉及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基础科学和理论技术，需要最先进的理论、实验、材料、工艺设备和尖端技术的支持，一句话，载人技术是科学宝塔的塔尖，要花掉很多很多像流水一样的钱。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发展了航天技术，发射了数以万计的探空火箭，但敢于涉足载人飞行的，只有苏联和美国两个实力雄厚的大国。据说美国搞宇航飞行，动不动就是几十亿美元的预算。苏联花在宇航上的钱也为数不少，后来苏联解体，俄罗斯废弃了"和平号"空间站，为什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钱。70年代的中国没那么多钱，还搞不搞宇航员？引起争议。有人说，美苏竞赛，不是按实际需要进行的，如果将搞飞船的钱用在建水电、化肥厂，更有实际效果。毛主席最后拍板，宇航员这事今后还搞不搞？暂停一下，先处理地球上的事，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余秋里回来传达毛主席的话，力量不足，经费不够。余秋里还说，总理批评你不知道吗？总理说，现在上月球抓把石头有什么用啊？先解决地球问题。

　　杨国宇两手空空回来，也不敢传达，大家都眼巴巴等着"米"下锅呢。杨国宇没要来钱，不说也不行，他硬着头皮说，国家经济条件不允许，国家没钱。后来负责选拔宇航员的同志说，宇航员下马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技术上问题不大，主要是钱的问题。在那个政治动荡、经济严重困难的年代，国家没有那么多经费来支持和发展航天事业。六七十年代，正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航天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那时受综合国力、工业基础以及研制队伍等多方面的限制，最后决定不搞空间竞赛，先运用好地球的资源，发展应用卫星。

　　从此，我国的航天事业转向资源、气象、通信及返回式卫星的研制。载人飞船的工作暂时中止了，宇航员的选拔和训练也中止了。选拔上来的宇航员怎么办？本来应该是集中训练的，但现在也只能让他们各回各的单位，将来等通知。不能耽误人家，人家都是空军左选右选的最优秀的飞行员。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不容易，飞行员要经常飞，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几个月不飞，就要恢复飞行。长时间不飞技术就会下降，甚至会导致停飞。走前有关部门召集已经在京逗留几个月的宇航员们开了个会，说你们先回去。该飞行飞行，该锻炼锻炼，不要搞伤，要保持体质。这里的活动情况任何人不能说，你们知道就行了，组织上负责给你们说清，不耽误对你们的使用。同时也希望我们经常保持联系。还说，你们的名字和单位都在这里有登记，一旦飞船上马，成立宇航员单位时再把你们招回来。

　　方国俊说，真可惜，那时就差了一步，训练也训了，实验也验了，宇宙衣也量体做好了，只等中央首长一句话，该上天就上。话都说到这了，如果晚个一星期十来天，也许下决心就上天了，时机很重要。

　　一晃都20年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

　　美丽的梦想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宇航员都回原部队了，但宇航研究并没有中止，国防科委某研究所的各种航天试验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好几年后，这里还在为宇航员保留着宿舍。当然，这个研究所因为任务遥远，也曾面临精简和撤编的困境，不过总算走过来了。

　　国防科委某研究所是一个以系统论为指导，实行航天医学和工程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所。经过这么多年几代航天人的艰苦努力，研究所建立了包括人体离心机、低压舱、气候舱、真空舱、天象仪、冲击塔、人用多功能转椅和电动秋千等一整套有关宇航员的地面模拟设备以及有关设施，所里拥有60多个不同专业的科技人员，完成了大量的航天课题研究，并有数百项科研成果获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在内的各种国家级和部门级奖励。

　　近年来，这个研究所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与学术交流。先后接待了美国、德国、俄罗斯、英国、日本、瑞典、加拿大、葡萄牙和巴基斯担等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国际学术组织的代表来所参观和讲学。除了请进来，研究所还不断派遣研究人员到国外考察、进修、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和参加短期研究工作等。

　　早在1982年12月7日，中国的这块"宇航研究基地"就接待了美国航天飞机(STS-3)乘组指令长洛斯马和驾驶员富勒顿的参观；1985年7月10日，第一位登上美国航天飞机的美籍华人、有效载荷专家王赣骏博士也来参观过航天模拟设施，并全副武装坐上去试了一试，表示很不错。接着，1987年11月，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代表团来访，双方认真讨论了双边合作宇航员研究的话题。法国宇航界的人士走了还不到一个月，1987年12月2日，西德代表团也来访问。

　　在这方面，美国算是最积极的。1988年7月2日至10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空间生命科学代表团应中国方面的邀请，来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中美空间生命科学合作会谈。中国方面也很热情，邀请美方参观呼吸、生理等各种实验室。

　　1988年9月5日，法国也不甘落后，法国宇航员鲍德里来访。

　　1991年3月21日，国际航空航天医学协会主席拉万博士及前任主席拉丰丹博士来访。

　　苏联和我们在宇航方面的合作就更多了，1991年4月17日，中苏空间生命科学合作协议书正式签定……

　　70年代中期，尤其到80年代后，我国的空间技术取得长足的发展，已经具备返回式卫星以及各种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发射能力，成为世界上继美苏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这为我国开展载人航天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中国要不要再次上马载人航天的讨论又被提了出来。在讨论国家"863"高科技计划时，专门成立一个专家组进行论证。

　　在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后，就曾有过是否要搞载人飞船的争论，最后得出结论，不搞太空竞赛，不与美苏争月球，积极发展急用实用的卫星。20多年来，中国的空间事业一直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和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指引下，集中有限的国力，重点研制用于解决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系统。

　　而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中国航天人的努力，经过冷静观察和思考，天时地利人和，是上马载人航天工程的时候了。航天领域的专家组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证。确实，载人航天往前推进的每一步，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但经济效益和发展潜力更是难以估计，尤其是中国现在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既适应中国国情又少走弯路。专家认为中国具备了以载人飞船为突破口发展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随后在全国各有关单位开展了载人航天的预先研究工作。

　　1986年，国家"863"计划开始实施。

　　20多年来取得的空间技术成就，使中国人又开始那个美丽的载人航天梦。

　　北京城北的唐家岭，出现了一座航天城。

　　载人航天投入大、效益周期长，风险更大。除美苏外，其他国家搞载人航天都是联合几个国家一起搞，风险共同承担。中国究竟要不要搞载人航天？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如果要上马载人航天，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是，中国选择在什么方案突破载人航天技术，是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相对说，航天飞机投入大，风险大，技术难度也大。宇宙飞船在技术上比航天飞机更容易突破，研制费用也相对少一些，研制周期也短。而且我国已经研制了十几颗返回式卫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所以选择宇宙飞船突破更好一些。

　　经过多年的反复论证，1992年1月中国政府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在这项工程的七大系统中，核心是载人飞船。载人飞船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主进行研制。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具备研制返回式卫星的丰富经验，经过技术改造后，具有较先进的进行研制和加工的人力和设备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在启动包括有航天内容的863高科技发展计划里，特别提到了在20余年发射各种卫星的基础上，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应该向航天的更高层次──载人航天高科技发展。如今，我们的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已逐步具备承担这项大工程的能力，我们积累了设计、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经验，我们还有一批有着丰富经验的航天技术专家，他们在完成卫星任务的基础上，曾进行了有关载人航天技术的关键性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所有这些对载人航天事业的起步与发展，都提供了基础和希望。特别是我国新研制成大推力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已成功地将美国休斯顿公司的重达数吨的通信卫星发射到地球同步轨道上，这说明中国目前已具备发射吨位更大的航天器的能力。作为代表国家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的载人航天技术，可望在21世纪初实现重大突破。

　　1999年11月27日，《北京日报》登载一条消息《中国宇航员准备出征》，同时配发了一张宇航员正在进行试验的照片。2000年3月13日《参考消息》刊登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曾于今年1月应中国宇航局邀请访问中国的俄罗斯前宇航员格里戈里·列奇科说，中国的宇航技术已达到苏联1961年4月成功进行有人宇宙飞行的水平，中国现已进入实施有人宇宙飞行的最后阶段，我认为中国不久就可进行有人飞行。究竟什么时候中国发射有人宇宙飞船，这要由中国最高领导层来作出政治判断。他还说，中国可能在今后10年内，将独自发射小型的宇宙空间站。

　　新中国又重新站在了航天事业的起跑线上，有名的无名的科学家们全都在默默无闻地争分夺秒地跑着。没有拉拉队加油，也没有锦旗喝彩，只有早日把中国宇航员送上太空的梦想在鼓舞着他们。

　　这个美丽的梦想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转自《北京文学》2001年第11期)

　　【原载《时代文学》2001年第1期，本刊转载时作者应约作了较大修改，使得作品更为厚重充实】(原刊责任编辑黄强 本刊责任编辑杨晓升 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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