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讲市场经济，讲利益，更要讲道德。实际上市场经济才谈得上道德，因为人和人是平等的。我们现在出现的道德问题是一个过度问题造成的道德真空。

　　《新周刊》：您在《西瓜的故事》中谈到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具体的物质商品。还有另外一些现象，比如，打着文化旗号的商业行为，它不对顾客造成直接的利益损失，您怎么看这类精神消费行为？

　　盛洪：拿文化作秀同商品的伪劣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还是那个比喻，西瓜里头是什么消费的人不知道。可能拿文化说事的人本身很有学问，但只要有商业目的，不管学问如何，都是一样的。时间久了，对这些人的声誉也会有影响。另一个方面，消费者可能一次、两次没有辨别力，多次重复，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多次重复博弈”之后，这种幌子就无用了。

　　《新周刊》：大众只有在多次重复之后才有可能有自我识别的能力？

　　盛洪：这就是在博弈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也就是道德的重要性。今天我们讲市场经济，讲利益，更要讲道德。实际上市场经济才谈得上道德，因为人和人是平等的。我们现在出现的道德问题是一个过度问题造成的道德真空。因为买卖不是瞬间完成的，在这中间如果有人钻空子，就会有人受骗。如果没有了道德基础，所有人都不敢去做买卖了。

　　《新周刊》：您曾说过“对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这是否意味着人可以“自我无耻”，像常说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盛洪：道德从来就是相关的。什么叫“流氓”？损害了别人才能说得上流氓。人不可能脱离整体，脱离他人，脱离制度而存在。如果就一个人的话，这个世界既无道德，也无制度。

　　《新周刊》：中国生化协会最近出了一条“家规”，禁止协会内的专家擅自给医药品做“某某专家推荐”的广告。这种行业内的“家规”，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约束能起多大的作用？

　　盛洪：首先，消费者在多次博弈之后得到的辨别力是有成本的。行业内的专家本身是可以起到一些帮助消费者辨别的作用。但是为了商业利益，行业本身鱼龙混杂，只要有一个专家的推荐出了质量问题，消费者会对所有的专家产生怀疑。这种“家规”，对一个行业本身有好处。应该说是哪个行业做，对哪个行业有别，其它行业没有则产生不了任何作用。

　　《新周刊》：如今，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价值观多样；另一方面又强调经济的绝对作用，在这种多元对一元的现实面前，如果逐利是被赞许的，那么新的逐利规则该如何确定？

　　盛洪：我一直强调我们不是处在蛮荒时代，所有的道德都不能从新开始。这是一个上一代将好的东西传授下来，下一代接受，经过努力，形成新的文化传统的过程。道德可以形成。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在互相骗，也就是多次重复的博弈之后，必然会探索出一个规则，一个路径。到最后的，最好的也就是最符合经济发展的。这是一种，通过实践得来。另一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传统，简单继承。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史，只要我们将文化的精髓继承下来，就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良好的作用。而且，外国好的东西我们也在学习和吸收。

　　《新周刊》：如何衡量在发展过程中道德进步的标准？

　　盛洪：符合善的，就是符合效率的。道德最终要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

　　《新周刊》：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那西方的道德岂不是更好。而传统教育中，西方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不正是我们一直批判的吗？

　　盛洪：不能一提到西方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太极端了。西方今天没有因为不道德而崩溃，实际上没有道德他们也发展不到今天。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一直都是存在的，文艺复兴以后，虽然也有各种宗教革命，但那是内部的革命，基督教的传统没变。相比较，我们现在的状态更差，中国的道德问题更可怕。因为我们的传统在五四的时候是被彻底批判的，整个被抛掉了。好传统的继承对于道德的成型很重要。

　　《新周刊》：为了经济发展，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代价如何？

　　盛洪：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既有道德，又有效率是最好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不得不的问题。长久以来，我们就知道，如果经济不增长，我们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从整个社会来说，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效率最高。发展的同时损失的是环保、也可能是道德的缺失，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付出代价。经济的发展不是真正改善社会的福利。但我一直强调这是不得不的问题。因为中国不如此，别的国家也会如此。(采写/李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