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北京人，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著有《西方社会史》、《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概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等。

　　《新周刊》：中国的社会分层有什么特点？

　　李强：中国的社会分层在国际上是有其特殊性的。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官职是衡量社会群体、社会地位的最根本标准，其它标准则不明显或不重要，导致的结果是社会分层成了身份分层。虽然也接受了马克思的经济分层主张，但政治标准是主要的，也就是所谓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在国际上这是没有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产权制的发展，才开始经济分层，阶层以财产的高低作标准。

　　《新周刊》：用财产作标准，分出上、中、下，同身份的标准，干部、农民一样，表现的不都是社会不平等吗？

　　李强：上、中、下是一个相对概念。只有当社会不平等已经形成了结构或制度化以后，才会出现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几乎等于“社会差别”。在生产资料无法平均分配的现实下，分层的存在是合理的，经济分层显然要比身份分层合理，身份分层有既定的概念，以经济标准分层，人的阶层可以通过社会流动得到转化。

　　《新周刊》：身份制度的存在，比如户籍制、官本位的干部身份及单位制，这些已经存在的东西不是在对社会流动产生阻碍吗？

　　李强：身份制度确实有很大的弊端，它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留下的痕迹，它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最终必须要消亡。在现代社会里，教育成就成为多数国家社会流动的最重要因素，其它改变社会地位变化的途径还有职业上的改变、经济上的成败、政治上的成败、权力的控制(所谓“升官”)、婚姻途径等。教育的收益改变社会地位，这在全世界都是这个规则。但同时相对应的有法律制度体系，公正不公正，差异性有多大等等。像中国这样，自古就建立了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科举制”的社会，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新周刊》：应该讲从古至今，中国也算是一个社会流动性较高的国家，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高流动率没有达到好的社会结构呢？

　　李强：这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社会流动只会改变社会阶层的变化，而社会阶层的状况影响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问题因为传统和特定特点等因素，在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上有着很强的“中国特色”。中国确实是社会流动率较高的国家。近现代中国，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使一些社会上层集团流入下层，或使社会下层集团流入上层，但这些都是非常规的流动，过高的流动频率反而造成了很多问题。

　　《新周刊》：在社会分层的概念上，好像已不再提阶级这个词，而大多使用阶层，这在中国有何现实意义？

　　李强：其实，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中，阶级是最为重要的。由于社会学的阶级概念具多元性，加上长期以来“阶级”的说法在社会发展中引起的众多争议，使用阶层要比阶级的概念清晰，不混乱。

　　《新周刊》：以经济的标准划分社会阶层，中国目前的阶层如何定义？毕竟我国尚未有明确的收入标准。而且我国目前也是较高速度发展的国家。

　　李强：经济的标准下，仍然有各种各样的标准，职业、收入和财富等等。现在常提巨富层、中间层，说的主要是财富。社会分层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只能根据各个时期下定义。

　　《新周刊》：白领和中间层是一个概念吗？

　　李强：在中国，两者是相同的概念。应该讲，形成庞大的中国阶层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前些年的情况是贫富分化严重，两个阶层之间没有一种过渡，出现了断裂带，形成了贫富分化中的中间层小、下层较大的状况。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巨富层大多是“暴发户”的形象，缺乏整个阶层素质的提升，在社会分层里不是一种好现象。

　　《新周刊》：在任何一个国家，巨富与贫穷毕竟都只是少数，您如何看待我国现在正在壮大的中间阶层？

　　李强：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我国仍然有60%的农民，虽然贫困层在我国已日益缩小，但下层的人数还是很庞大的。说中间阶层的壮大，这种现象更多地存在于城市中。在当前我国城市的收入分层中也出现了中间层较小、上下两极突出的结构。一方面是城市中的二元体制，“体制”中与“体制”外收益的差别；另一方面，从职业分层看，本应属于中等收入的职业群体，收入往往较低，即所谓“脑体倒挂”现象。这种状况在目前世界各国均较为罕见。积极的一面就是中间阶层的人数目前虽不大，但绝对人数大，而且随着社会流动、社会筛选机制等问题的完善，这一阶层将会越来越庞大，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新周刊》：金钱标准划分下的社会阶层就可以说是富裕层、中间层、一般层及贫困层。在西方，谈及大众即是所指“中阶层”的概念，在我国则指的是一般层。

　　李强：目前是这样，而且这种状况还会继续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

　　《新周刊》：有社会学家将生活品味作为划分各阶层的标准，您怎么看？

　　李强：在国外，有将之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社会分层是有着国家或民族特色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品味作为阶层的共性特点，在划分阶层时有借鉴作用，完全依赖于它则软化了社会分层后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新周刊》：社会分层表现了社会不平等，我国的社会分层也没有形成制度化的体系，如今它存在的现实意义是什么？社会分层要实现良性发展，要必备怎样的条件？

　　李强：通过分层和流动，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同时，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在我国，因为没有制度化的分层体系，没有规则化的公平竞争，因而高流动率没有带来高效率。如今，选择教育作为流动的渠道，则要扩大对教育的投资，取消对教育的限制；二是降低教育费用、实现教育均等，达到公平合理的社会筛选机制。这样，才能打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文/李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