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是所有中产者的共同面目，在现下光怪陆离的中国，中产者的面孔尤其显得模糊，除去职业经理人、律师、会计师、精算师等等职业因为工作性质与收入超前一步，已经率先实现中产梦。更多的，在中国，有一部分人，他们看起来并不像是中产者的典型人群，也许是一种职业，也许仅仅是一种特征描述，他们依然徘徊在中产的边缘，所差的，也许只是捅破那一层窗户纸。

　　也许不是少数人，更多人抱着中产梦并对中产生活有着切身体会，我们才能意识到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巨大存在。那时候，中产已经不再是个梦。

　　昨天的愤青们

　　若可统计，那些80年代和90年代初名噪一时的愤青们早已回家歇菜。愤青狗子说：“我发觉我们变成了我们当年反对的那帮‘他们丫的’，难道成人世界万劫不复？甭管你年轻时有怎样的理想和激情，到了成人世界统统瞎菜。”说这话时他刚满34岁——一个颇为尴尬的年龄，没有了梦想与激情，也没有实力与地位，在愤青和中产之间摇摆——往前一步心有不甘，后退一步又无能为力——就这么悬着，于是他选择了终日饮酒。

　　还有王朔，这个曾经是中国最出名的也是反对中产最不遗余力的愤青，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产了。他曾经描述自己年轻时的作风：“那时年轻，别让我逮着开牙的机会，逮着就没好话，见40岁以上的就火。”说这话时的他已经年满四张，离过一次婚，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整个人已经如王墨评价王朔的朋友艾丹“不过是个写作的中产阶级胖子”。纵观王朔的整个90年代，他下海开公司，鼓捣电视剧，拍电影，写小说——什么都干，唯一的主旋律是——挣钱，他戏称是给女儿挣版税。他向后辈人说，现在自己也40了，说不了那些气盛的话了，开始学一些老谋深算，锐气是不复当年了，谁要还想看我的小说解气，浇心中块垒什么的，肯定要失望。你们自己往上冲吧。

　　私营业主们

　　在这之前，他们的称呼是“个体户”，曾经经历了从底层到天上再重新回到人间的曲折遭遇。尽管人们想象中中产应该是美国电影中那些衣冠楚楚的医生、律师、牙科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士，而不是通常和“粗俗”、“奸商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个体户，但其实多年积累的财富已经让他们足以安享中产生活。不要说他们没有艺术气息，一切都如同安迪·沃霍尔所讲：做生意才是最高级的艺术。

　　昔日的流浪歌手们

　　在五大唱片公司进军中国之前，流浪歌手曾经是，至少在大学校园里是一个崇高的称谓。但流浪总是意味着贫穷与遗忘。“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小小的窗，让你望见星斗。”高晓松唱这首《流浪歌手的情人》时刚刚因为他那支“青铜器”的乐队而放弃了清华的学业——他不能接受腐朽的没有鲜活气息的校园——但最终他接受了生活——于是他开始出书，做网站的音乐总监，辟谣，包装歌手，结婚——他成了名人，而一个流浪歌手正在远去。那一拨校园民谣时代的人，沈庆、郁冬，现在都在大唱片公司里找到了职位，有着一份不错的生活。台湾的李宗盛、陈升，国外的Sting，都曾经是流浪歌手啊，现在都成了中产的代言人了。

　　大公司的小秘书们

　　尽管从等级和收入上讲，他们和中产实在差得太远。可他们却是中产生活方式最坚定的追随者。他们从顶头上司那里看到一个现代文明生活的样本：郊外有一个大House，有自己的车，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定期去欧洲南美度假。努力获得一份有保障的生活，并且尽力维持它。人生的目的就在于此了。大公司如同全社会，有心人总能往上爬。

　　政府公务员们

　　尽管趣味还停留在农耕社会，观念还带着计划经济的遗风，但这并不妨碍某些部门(比如电信与金融)的人已经率先过上了中产的日子。大学毕业没多久就有房有车，虽然工资单上数字不高，但身份带来的种种便利便钱变得耐用，也许可以这么换算：一个政府部门的副科级相当于小型私人企业的副总。

　　罗大佑演唱会上最激动的人们

　　罗大佑演唱会上，如果从外表的声嘶力竭来看，你绝对不敢想象他们是中产。无数北京广州的白领包机赶来，上海本地职业经理人驱车前往。他们用手机向爱人现场直播昔日偶像的演唱会。这样的成本也只有中产才能负担的。

　　在这里，他们发现罗大佑老了，自己也老了。这一天却被视作中国新兴中产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他们合力为自己的青春画上了休止符，也许是最后的疯狂吧，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拨人在经历了“愤青—小资—中产”的阶段后体面地退了场。从此，他们安于生活，不再发出任何声响。

　　夏天在东来顺吃涮羊肉的人

　　涮羊肉在北京劳动人民中间颇受青睐因而显得难登大雅。然而那些由于极度热爱，夏天也要去东来顺吃涮羊肉的人千万不要将他们等同于无产阶级。他们个个身家惊人，只是某些习性方面保留了无产阶级的特性而已。

　　艺术家们

　　中国的艺术家当中，陈逸飞是经营得最成功的一个：他画画卖出了好价钱，他的时装专卖店开到了全国，他拍的电影也能获奖，他还在办杂志。也许上海人真的有生意头脑吧，艺术家陈逸飞在自己的商业王国里游刃有余，甚至人们已经忘记了他的最初身份。而那些看不起陈逸飞的画家们，这几年也走出了画家村，用卖画得来的美金买越野车和名种狗了。

　　经济系大学生们

　　在北大，80年代全国31个省市有20几个省市的文科第一名选择中文系，现在却一个都招不到，因为他们都投奔经济系去了。经济系的学生一入学，就含着金钥匙。他们拿着奔驰、杜邦、宝洁等国际大财团赞助的奖学金，大二即被猎头公司建档，大三即有大公司相中，大四协议一签，迈出校园的同时已经走入中产之门。

　　大学教授们

　　现在的大学教授形象已经不同于早些年两袖清风的教书先生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北大清华，许多白发苍苍的大学教授还在等待着应该属于他们的二房一厅，副教授还经常蜗居在筒子楼里。1998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以50万礼聘海外经济学家邹恒甫，媒体大爆炸，当时就已经有人叹息：我们的教授太贱卖！原因是50万还买不到北京的一套普通民居。如今3年不到，教授们已经时价日长。当然稀疏的工资表肯定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据我所知，大学里除了少数实在老少边穷命该灭绝的院系以外，大多找到了自己生财之道。中文系批发小说，生物系制药，化学系合成激素，社会学系给调查公司打工，更不要提大热的经济学系、管理学院和法律系。脑子里稍微有点筋的人都会与社会上证券公司金融机构有一腿。总之，千万不能拿工资表上的数字来想象这些学界新贵，他们的生活来源更多是在别处。(文/朱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