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一个下午我在昏昏欲睡，挂在树上的一个大喇叭将我从对美食的幻想中吵醒：“完蛋就完蛋！完蛋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然后是震耳欲聋的东方红。

　　那是一个亢奋的年代，肚子里空空，精神头儿却十足。此后很多年我一直以为播音员的调门就应该比我们这些听众高八度，一直到满大街流行赵大叔向动物倾诉般的娓娓道来才改变了我的印象。直到有一天——胡紫薇又亢奋地吼一声：这里是北京特快！我才发现原来这位美媚比张广天早好几年就回到了红卫兵时代。据说当年张锦力王长田们对这一点颇为得意，连摄像机的机位都故意设计得与众不同，为的就是让紫薇高照，向观众压来。最早看《北京特快》的时候，我常常20分钟过后也不知道胡紫薇在上面说了什么。那时我常悲哀地想，以我这样的智商，这辈子是听不懂这种一个句子带七个从句、显然受了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与“符号学”影响的句式了。以我这样缺乏汉语听力的训练，肯定也适应不了一分钟一千字的语速了。那时我还常想，这胡紫薇要是穿上军装，扎上两个刷子，系根儿皮带，吆喝着：“北京特快，要刀子还是板儿带！”也许感觉更对。看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明白了这《北京特快》是一档说新闻的栏目。说新闻得有个态度，至于这态度你受不受得了，爱谁谁了。

　　总有人跟我说受不了《北京特快》的这种态度，看来当年不止我一人醋意大发。但这些大哥的确没我想得开，态度不就是一种秀秀自己的方式嘛，谁拿方式当真？还能一辈子绷着不成？这不，几年过去，除了张锦力还常常搓火，王长田的《娱乐现场》比谁都心平气和，说的话胡同口儿的老太太都听得懂。胡紫薇嘛，离开“特快”后笑得比虎妞儿还甜。而《北京特快》的那种硬梆梆，也没有流行蔓延。看来和平年代里观众是不需要拿棒子敲打的，除了《中国妇女报》的何东先生，我们大家都不觉得邢质斌阿姨的态度有问题，人家坐在正中央，跟你态度好，犯得着吗！倒是另一种态度渐渐流行，越来越多的人舌头发涩，轻飘飘地说起了新闻。要说这观众就是犯贱，好好说话也听不懂了。就说我吧，虽然觉得人家特有礼貌，对待观众像春天一般温暖，也觉得人家把地球上天大的事儿都能举重若轻轻描淡写，可就是一听人家嗲声嗲气就觉得人家说的是假的，一听人家催眠似的语速就起急。人家当然没错儿，时代进步了，当然不能把观众当三孙子教育，观众是上帝嘛，跟上帝说话还不得商量着？

　　还有态度更好的，不拿观众当上帝，直接当了夫妻，我觉得这关系算是彻底摆正了。夫妻嘛，最亲最近，可以无话不说，什么都可以干，还合法。这不从俄罗斯开始，有人边说新闻边脱衣服了。你可别觉得人家不知体统，要不是拿观众当夫妻，人能当你面儿脱衣服吗？我有幸看过这样的新闻，这回绝对没有昏昏欲睡，绝对特精神，可完了后发现也有问题，精神过后也没听懂人家说什么。看来这个绝招在我们这儿是不可能引进了，一是我们这儿有好多重要的事儿得让老百姓知道，看过后没记住怎么能行；二是我们这儿流行一夫一妻，哪能一个人当着那么多人脱衣服。

　　一个特别累的年代，都觉得看面无表情的新闻播报更累，于是都要举重若轻地说新闻，可说起来，谁也没找到好好说话的方式。中国的电视人常常说观众难伺候，可就是不明白是自己没学会好好说话。你走到街上，对人吆三喝四是找打；对人胁肩谄笑是犯贱；对人过于亲昵让人起疑。落落大方地好好说话，有什么难的？没见到满大街都是不会说话的病人啊？怎么满大街都是说话招人不待见的节目？(文/冯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