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适于这个时代，就像我的作品同样地不适于刊于《新周刊》上一样。
一
宋代绢织物上的花鸟画和今天铺天盖地垃圾般的商品化图像，可能有着秘密的信息联系，都十分美丽，所不同的是，徽宗皇帝建立画院，所要的是他一厢情愿的完美世界，“与六籍同功”的构想，一种理学的筋骨理念，再加上画家赵佶迷般的幻梦。虽然许多艺评家认为那些小幅名的花鸟画，过分呆板和僵滞，但是，内敛和优雅、含蓄和祥和并置，细腻入微的鸟羽、花草的刻划，充斥着灵魂，于自然中增加严肃，“格物穷理”。但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把绘画看得比天下事还重要的徽宗皇帝，竟和南唐诗人后主李煜的命运一样，丢失了江山，做了敌国的俘虏。海德格尔问：“作品存在意味着缔建一个世界。但世界又是什么？”
二
我的梦总是制造出令人不能自拔的恐怖阴森的古老园林，而且千篇一律地和不同的死去的亲人对话，有时父亲在一条回廊死去，却在池塘的另一端拱门下的红木椅上活着，最终往往是我死在一条逶迤的回廊下。
总之，我对那些现今于苏州保存得完好的经典园林，譬如留园深恶痛绝，但却又深深地迷恋着。
三
他坠入了弥留之际的最后的梦中，随着悠扬的箫声首先看见了米芾的儿子正在画一帧长卷，画得山峦连绵云烟弥漫，平坡烟树林若隐若现，老人没有去打扰他；接着他又看见初为道士的朱耷正在烛光下观看倪瓒的一幅立轴，而这个道士身边桌上翻开着一本册页，从画面的右侧闪出一小块陡坡，坡上潦潦草草地画了三棵树。老人摇摇头无奈地说，为什么画得如此少，可能在学倪瓒吧。接下来就在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梦里，他看见了差不多一千年之后的许多西洋画家，譬如丰塔纳、克利之流，而且他还奇怪地看见有人奇怪地从二楼的窗户里向外面阴郁的空中飞身一跃。
事实上，伟大的郭熙在他弥留之际的最后一梦中最后一个见到的却是我，老人先是一愣，然后立即从梦中醒来，手指着我，问伫立在床边的郭思，他是谁？说完便溘然长逝。
四
我朝天空扬起脸，漫无边际被磨损的巨石对着我一无所言。秋天高悬在那里，风却在抚弄我的眼。我思想的潮水，孤单地爬行，也不能把它挽留，只在这朵芙蓉花面前，愈加娇艳。于是，我穿过你的腰肢，如同穿越晨雾；我穿过你弯曲的手臂，如同潜过河的深夜；想前行却又不能。这时，大海在歌唱，对照着天空，太阳预备着开启我的前额，强行地开启一个豁口。我只能关闭我的眼脸，幻像出漫天的飞舞；紧那罗奇妙的歌儿在耳边回响，又带来了乾闼婆阵阵糜香；那个头顶长角的羽人，手持符节引领着我的父亲升上天空，并且化作了云烟。突然，一架波音飞机从头顶掠过，阿波罗神欢笑着胜利登上了明月，身后腾起烟火窜出了一个太空舱，我的身前也是，我的左右都是，热烈又欢快的滚滚浓烟。呵，五千年来的幻像呵，就此化作了尘埃。最终，我打开了紧闭着的双眼，尘埃落定，我却发现我自己在星空中飞舞表演。
洪磊访谈
我想生活在《金瓶梅》那个时代
《新周刊》：你相当一部分仿宋的作品是如此的艳丽，同时充满伤感，看得到你内心固执的古典情节。我很好奇你是怎样评价自己的？
洪磊：我和我的作品一样都是充满矛盾的。我对中国曾经拥有、但逐渐失去的传统文化中那些辉煌和优雅的东西非常迷恋。我一方面要赞美它们，一方面又要极力控制自己不陷入其中。我喜欢过的是那种听琴、喝茶、练蝇头小楷的闲适清淡生活方式，但我很明白这些已经不适宜现代社会，是对自己的极端不负责任。我既痛恨它们，又迷恋它们。我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就好像冥冥之中给了我心理的暗示：洪，是水；磊，是石头。种种矛盾总是让我举步维艰，不知所措。
《新周刊》：你父亲对你的影响很大吗？
洪磊：中国家庭里，对父亲的信仰就相当于西方人对基督的信仰。我们家祖上卖茶叶，明朝时从安徽迁到常州，在当地拥有一条街。到我爷爷辈，家族开始衰落。我的父亲是一个军人，解放后南下，参加了上海土改、抗美援朝，后来在部队做文职工作。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但却是一个懒散的人，一生中在文学和政治之间患得患失。在我20多岁的时候，他的去世让我开始了对人与自然、生与死的思考。在我很多作品里，你可以看到，那些艳丽的花草山水和苏州园林中，总是有死鸟的尸体和死亡的气息。
《新周刊》：看起来是那么的美，但同时让人感到不舒服。
洪磊：美是我非常重要的追求。现今社会就是一个艳俗的社会。我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必须去利用人们习惯的审美观。
《新周刊》：你的作品大都取材中国传统，你一定是个特别怀旧的人。
洪磊：对。我特别想生活在《金瓶梅》的那个年代，人们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强调感官的满足。《金瓶梅》把中国人最恶劣、最不人性同时又最人性的一面都揭露出来了，我很迷恋那种状态。
《新周刊》：你的那组黑白的风光摄影，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水墨画。用摄影来体现中国画的意境，郎静山很早就做过，你怎么样评价他？
洪磊：郎静山非常了不起，他在30年代就用摄影这种西方的工具来表达东方的审美，但他没有解决好构图的问题，太满，意境不够。我的理想是超越他，应用西方的“极简主义”理念，真正达到中国画里那种师法自然、简单、空灵、苍茫的禅意。
《新周刊》：具体来说你怎样完成自己的作品？
洪磊：先用120相机拍照，尽管每次我都带着脚架，其实很少用，因为好照片出现时根本来不及用它，我更多时候像是在抓拍；洗出来之后在照片上慢慢找构图、裁剪，有时候只能利用到底片上非常小的面积，所以我在技术上不是很好，如果你看了我的原作一定会比较失望；然后再手绘，这一个阶段我很陶醉，比如苏州园林那一组，我用油画颜料把水染成血色，强调死亡的问题，那是我梦境里经常出现的场景，有一个朋友看了就说，这哪是作品？这整个一杀人现场啊。
《新周刊》：你的生活过得如何？
洪磊：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我原来在一个学校当老师，后来辞职了。现在的收入一是靠卖作品，我的每件作品一般放十张，一般每张大概1000美金左右，主要是外国人买；另外是做一些商业设计，全国各地跑。
《新周刊》：做商业设计？这样会不会在你完成自己的作品时带来什么帮助或是障碍？
洪磊：其实我很不喜欢做设计。有一段时间设计做多了，走在大街上，当我看到一些广告的字贴得不正，我简直受不了，真想爬上去把它重新贴好。我的痛苦是要时刻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抵御那些漂亮的图像的侵害，另一方面要保持那种传统的使人沉醉的忧伤和优美。
《新周刊》：很多艺术家都喜欢在北京寻求发展，你却安安心心呆在常州。
洪磊：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呆，很糟糕，你每天可以听到非常多的信息，这只会伤害我，让我整天焦虑不安。
《新周刊》：你的创作手法经历了从油画、版画、手绘、装置、雕塑到纯粹的摄影，《飞天》中运用了电脑合成，听说近期你又开始重新绘画。
洪磊：重要的是观念，什么样的形式都是为我的观念服务的。我不是一个摄影家，作为一个艺术家，有的时候摄影不能够满足我的表达。所以我一直在用各种形式完成我的观念。最近我的兴趣又到了戏剧，我想用传统的昆剧形式完成新的作品。现在是没有大师的年代，因为大师意味着标准，后现代是个多元的世界，我们这一代只能说是做着一种记录工作，充其量成为历史档案的一页。
简介
1960年生于江苏常州
1987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
1993年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研修班学习
1992年广州现代艺术双年展广州
1993年《形而上诗学》洪磊艺术作品展北京、南京
1997年《新影像——观念摄影展》北京
1998年《影像志异》中国新观念摄影艺术展上海
1999年立川国际艺术节《中国当代摄影和录像》东京、日本
“中国当代艺术基金会开幕展”根特、比利时
2000年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在阿尔勒见面——亚洲摄影展》阿尔勒、法国
《来自身体内部》中国当代摄影和录像纽约、美国
2001年那尔顿国际摄影节《“墙对墙”中国——那尔顿》那尔顿、荷兰
《错觉时态》今天中国摄影和录像展纽约、美国
《面对矛盾》当代摄影和录像在北京赫尔辛基、芬兰(文/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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