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跟年龄、阅历关系密切。我生于1952年6月。真正属于我的第一个记忆是在3岁以后。在睡眠中被大人带到成都，睁眼看见的是长长的有轨电车和雨后倒映在地面积水中的城市灯火。接下来的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在我的记忆里是模糊的，零散的，因为这些东西跟一个孩子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在我的脑子里，真切的深刻的记忆开始于1960-1964年的饥荒，在饥饿中挣扎着活下来的记忆直到现在依然清晰。

　　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革命至少让我们的幼稚延长了十年——革命只需要狂热加虔诚不需要思考——但是留下了长长的记忆。当我触摸到那些记忆的时候，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

　　70年代初，我回到了城市当工人。那个时期物质匮乏，照相机是稀罕之物，除了极少数富裕人家拥有之外，绝大多数掌握在官方宣传机构手里。鬼差神使，80年代初我被调到这样的宣传机构负责编辑一份小报，在那里我接触到了一台照相机，理光-10单镜头反光照相机，我用它拍下了我的第一张发表在传媒上的照片。

　　70年代初，我回到了城市当工人。那个时期物质匮乏，照相机是稀罕之物，除了极少数富裕人家拥有之外，绝大多数掌握在官方宣传机构手里。鬼差神使，80年代初我被调到这样的宣传机构负责编辑一份小报，在那里我接触到了一台照相机，理光-10单镜头反光照相机，我用它拍下了我的第一张发表在传媒上的照片。

　　和文学、绘画一样，80年代以前的中国摄影一直是宣传工具。摄影术本来源自西方，但是在50年代以后的30余年里，中国的摄影从业者一直和西方隔绝，根本无法获取任何外面的信息。直到中国慢慢打开大门看世界，首先涌入中国大陆的，是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沙龙摄影，花鸟鱼虫、山水美人，基本上与社会生活无关，当然也和政治无关。可能正是由于远离政治说教，这一类假洋鬼子摄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左右了中国摄影师的价值取向，摄影从业者和爱好者群起效仿港澳沙龙，日出日落、雪山草地、少数民族等等，成了摄影者猎取的主要对象。刚刚接触到摄影的我饥不择食，很自觉的把这种摄影当成了追求的目标，一追就是七八年，在这七八年里，记忆被淡化了。

　　感谢老天爷，在1988年的春天让我不顾一切离开了四川，去了海南岛。来自大陆各地的年轻人都试图在这个刚刚建立的新省施展抱负。当时有人问我：你来这里究竟想干什么？我说：摄影。当时我对于摄影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沙龙阶段。1988年的海南是动荡的，生存搏杀是严酷的，留给我的记忆极其精彩，但是非常可惜，由于摄影理念的缺乏，我没有拍下多少和记忆相互对应的胶片。至今追悔莫及。

　　1988年底我离开了海南岛，到深圳一家周报做记者。这里紧挨香港，资讯发达。在这里我才第一次接触到爱伦·马克(Ellen Mark)、德巴东(Depardon)、罗伯特·卡帕(Robert kapa)、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这些西方摄影大师们的摄影。

　　从1990年起，我开始拍摄我生活的社区——外资企业非常密集的一个工业加工区，大量的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年轻女性在这里的流水线上工作，我的宿舍和这些打工者的宿舍同在一个生活区——四海。拍摄这些打工妹不是揭露什么阴暗面，也不是要为历史做什么见证——照片的社会价值不取决于摄影师的意愿而取决于社会需要。我只是想留下视觉记忆。90年代，整个社会都在试图摆脱贫困，而最渴望摆脱贫困的是农民，他们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打工潮的迅猛来势，让我感觉到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必须留下自己的视觉记忆。

　　在中国13亿人口中，有接近9亿人口是农民。资料显示：80年代初期，外出打工的农民还不到200万人，到了1988年已经超过2000万人，1993年以后猛增到7000万人。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镇，涌向中小城市，涌向沿海大城市，形成势不可挡的流动大潮。这一漫长的流动类似一厢情愿的迁徙，充满艰辛，离乡背井的农民们绝大多数没能溶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边沿，影响着城市，改变着城市，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我的摄影也由1990年开始记录深圳打工妹，进而扩展到关注这场独特的迁徙，我拍摄流动的农民，也拍摄城市。这些照片是我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

　　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已经不是镜头曾经面对的“事物本身”，它们只是照片。“见证”之重，曾让我每按下一次快门感到神圣，同时又感到不踏实。越想说“这就是真的”，其实离“真的”越远——我“看见”的对象原本不是孤立的、平面的、静止的、可以由照相机的四条边框住的，框住的永远是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拍什么、怎么拍、用什么角度、在什么时机按快门，完全取决于我个人。但是，无论我怎样用心和尽力，我都只能看到被拍摄对象的一个局部或者一点细节，而且是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所呈现出来的局部和细节。最后的照片仅仅是我经历过、看见过的那个局部在某个瞬间的某个侧面——我进行过选择和删除的侧面。

　　这就是2000年以前我所做的摄影。我在这个时期的视觉记忆。(文/张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