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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
1999年初，我在北京度过了人生最为痛苦的两年后，无意中听一个朋友说起泸沽湖的美景和那里还保留母系社会遗风的摩梭人，对于我这个天生的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个地方无疑称得上是天堂。
我进入泸沽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在昆明、丽江和宁蒗我一路住在摩梭家庭里，学习摩梭语言和摩梭人情风俗，进入泸沽湖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讲摩梭话。我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摩梭的名字叫做“查拉”，“聊天”的意思。
我研究的资料很大部分是与摩梭人的聊天中获得，这就需要我融入他们的社会。我选择在7户摩梭人家居住，与他们一起劳动一起玩乐，砍树背柴、推磨铲泥、逐猪放羊，还参加他们的赛马比赛，拿了第一名啊——白天我过着跟摩梭人无二的生活，到了晚上把白天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一年以后我写成了《无父无夫的国度》，当地的社会学家都认为写出了摩梭人自己的声音，一扫摩梭人长期被曲解的“群交”、“滥交”的谬解。
对话
《新周刊》：离开香港大学的教席，孤身跑到偏远山区，要面临哪些困难呢？
周华山：决定到摩梭做研究时，内心十分忐忑犹豫，我在香港自幼娇生惯养，每天三肴一汤，摩梭山区几乎每天都是猪膘肉、土豆、土菜、豆腐与鸡蛋的不同组合；我在香港，夏季每天洗澡两三次，这里却只有一个徒步动辄两三个小时才能遇见的温泉；我在香港汤水不缺，现在每天只喝井水，连洗衣服都要跑到溪流，洗头更要打几桶井水。但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天后，先前的焦虑和不安一扫而空，我开始喜欢摩梭。直到有一天当我无意看到电视新闻，才猛然发现，我已经把香港、北京与什么世界大事彻底“忘掉”。
《新周刊》：你的研究费用怎么解决？你靠什么维生？
周华山：在未离开香港大学之前，我的年薪有50多万港币，我还有一些积蓄，以永宁山区那样生活水平，再支持一年半载还可以。实在没有钱了，我就回香港去工作一段时间，就可以在摩梭这边生存好久。也许我的一生都将会用这样的方式度过。
《新周刊》：听说你居住的落水村甚至村外的摩梭人都对你很好，甚至把你当成自己人。
周华山：不为什么，只因我放下了硕大无凭的城市优越感与特权。
《新周刊》：在摩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周华山：轻松。因为在摩梭根本没有什么事业有成、出人头地、成家立业等社会压力。反而每次与游客谈心，总让我重温在大城市习焉不察、深入每个毛孔的生活压力。某天翻开从香港带来的一年四季时装齐全的小皮箱，居然还有数件心爱的衣服没有穿，皆因自己在山区没有时装、时尚以至时间观念，才觉醒在香港每天武装自己以最佳装扮出现，也会带来无形压力。
《新周刊》：摩梭人的走婚是怎么一回事？
周华山：这里没有传统的婚姻，男人和女人彼此有意，男人便会在夜里到女人的闺房去，清晨离开。生了小孩，归女人和她的家庭养，男人白天劳作，养大的是自己的姐姐妹妹的孩子。没有婚姻，没有父亲和丈夫的称谓，一个完全以女性为主线条的地方，我称之为“无父无夫的国度”，这同时也是我的新书名。
《新周刊》：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呢？
周华山：外界对摩梭人的误解非常深，常常是几个外来的学者过来看了一看，就回去写文章说摩梭如何如何；有些人来都没有来，只是凭看了几本书、几篇文章就开始大谈摩梭，还振振有词地讨论他们的婚姻制度。在整个讨论里面，都没有摩梭人自己的声音。他们极度落后的教育使他们失去了话语权。我写的这本书，立场便是“说出摩梭人的心里话”，里面的每个观点都有我亲耳听到或得到证实的摩梭人的话来作基础。
《新周刊》：摩梭人对这本书的反应怎么样？
周华山：在出版前我已经给云南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摩梭学者看过，他们比较一致的评价是：这不是一本扭曲了摩梭人的著作。普通的摩梭人对这本书感觉很亲切，因为他们可以指着一幅照片说这就是我，也可以翻出一个页码，告诉别人他的见解就写在这里――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的书。
《新周刊》：这本书现在已经出版了，你还会像以前那样关心摩梭人吗？
周华山：当然会。我已经把这里视为我心灵的家园。在写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摩梭已经渐渐被外界同化，旅游业的兴旺正在使这个民族文化和历史慢慢消失。我要趁那些住在深山里还记得很多摩梭古文化的老人在世，赶紧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我还得努力学习摩梭话，因为深山里的老人是一句普通话都听不懂的。
《新周刊》：看见你的房间里有张很大的摩梭姑娘照片，问个很隐私的问题，你在摩梭走婚了吗？
周华山：坦白说，在这里有摩梭女孩喜欢，邀请我晚上到她那里，也有我非常喜欢的女子出现……但我还是没有走婚，我是一个研究者，我要保持我的客观抽离。
观察者
华山有着一头微卷的头发，很秀气的脸上戴一副窄的黑框眼镜，这种眼镜是我脑海里面文雅的香港白领的标志之一。
但华山没有穿楚楚的西服，他穿的是从丽江或者大理买回的土布衫。他跟摩梭人显然打成了一片，我看见他跟人家打水仗，将一桶水从湖里打起来泼到柜台里头，晚上我们一起去湖边烤羊肉喝啤酒，他可以喝很多啤酒，还会唱摩梭语的情歌。
一个摩梭男子问他：“到底张国荣是不是同性恋？”(文/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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