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停车，我透过车窗无聊地在马路上找姑娘。有个身影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一个清洁女工，左手拎着一只垃圾袋，右手拿了一把铁叉，把路边的纸片叉起来塞进垃圾袋里。这时候她正在和一张纸片较劲，反复戳下去，却怎么也叉不起来。直到车子起动，从反光镜里，那位清洁女工还在徒劳地努力着。

　　这个情形，突然让我想起古巴这个国家来。如果您手上恰好有一张美洲地图，就会看到，美国就像那位清洁女工，往下伸出一把叉子，那是佛罗里达半岛，对准漂浮在加勒比海上的古巴。从形状上看，古巴的确像一张纸片，狭长的，可能被热带的阳光晒得太久，脊背向上微微拱起，逗引你打算一叉子叉下去，嘿嘿，十拿九稳嘛。可是，实际情况却蛮不是这么回事，我们

　　都知道，美国人已经叉了好几十年了，居然徒劳无功。

　　一张叉不起来的纸片，同时却又是一张粘在鞋底怎么也甩不脱的纸片，如果美国人也知道“鸡肋”这个成语的话，他们一定会想起古巴来。

　　古巴这个国家很硬气，按我们的话讲，穷横穷横的，以至于连本来应该很温柔的东西也变了味儿。比如说吧，上个世纪70年代有首歌挺有名的，名字叫《关塔纳摩城的姑娘》。关塔纳摩在古巴的东南角，那里本来是美国的海军基地，而我们知道，美军挺会调教姑娘的，因此那里的姑娘一定不错，就像日本冲绳出产安室奈美惠一样。当然小安倒未必真跟美军有什么瓜葛，我是说那种文化调调。总之，关塔纳摩城的姑娘，配上一派热带风光，相当有浮想联翩的余地，可唱到台湾愤青那里，生生变成了“官倒了霉啦，好一个官倒了霉啦”，而人家本来发音是“关塔那美拉”。

　　　好了，言归正传。一个小国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对抗强邻，固然令人尊敬，但付出的代价的确太惨重了。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去古巴参加世界青年节活动，回来讲，那里物资短缺，买什么都得凭票，跟我们二三十年前差不多。我不免想到，民族尊严和国计民生相比，到底哪个更重要呢？

　　同事哗啦往办公桌上倒出一堆纪念章，全是切格瓦拉的。我挑了一枚木质的，是用电烙铁烫上去的一个头像，相当传神。当时我还背帆布书包，便把切格瓦拉别在书包背带上，发现乘地铁的时候赢得了相当高的回头率，还有中年人主动跟我搭讪，说起当年他们对切格瓦拉的崇拜。再后来没两年，国内就有人搞同名话剧，鼓动穷人仇恨富人。

　　切格瓦拉本来是阿根廷人，帮着卡斯特罗闹革命，就变成了古巴人。但他本质上是个职业革命家，自认为是世界公民，最后战死在玻利维亚里。不过话说回来，似乎拉丁美洲的人都没有太强的国家观念，甚至早在玻利瓦尔的时候，还想建立一个美洲共和国呢。可惜美洲实在太大了，玻利瓦尔划分了几个省，最后却变成了几个国家。但是这种精神遗传下来，对于那里的很多人来说，革命永远比国家更有吸引力。事实上，在革命年代，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很喜欢窜来窜去，阿根廷搞不成，就去古巴搞，热情绝不会因为离开祖国而减弱半分。古巴曾经是许多失意的大陆革命者的逃亡地，而当桑巴舞的鼓点响起来的时候，又使热血重新燃烧。不但那里的美洲人如此，甚至还能感染中国人。一百多年前革西班牙人的命的时候，居然有一帮中国劳工也参加进去。在他们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士，没有一个逃兵。”还有一位中国将军，被捕后，西班牙人以为他只是个苦力，要放他走，他却骄傲地说：“不，我是将军。”从容就义。以我的孤陋寡闻，我似乎从来不曾听说中国人在海外有过如此优异的表现，更何况没有组织没有逼迫，完全是自愿投身到古巴的独立战争中，那么他们又是为了什么？也许，仅仅是因为这片土地的热情感染了他们，使他们忘记自己从哪里来，来此做什么。试想，当这群人像猪猡一样被装上船，背井离乡去往地球另一边的一个海岛之上，可能大多数人连一封家书都写不利落，他们却最终为了别人的事业而拿起武器，并且没有一个逃兵。如果不是这片土地那火辣辣的气质，他们断不致如此。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本质上，文化不是大学教授坐在书斋里总结出来的，甚至不是响亮的口号和檄文，而只是，你无条件地服从于你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固有的节奏，甚至来不及多想，你就做了你该做的事。

　　上世纪70年代，古巴派雇佣军去非洲打仗，人们都说他们当了苏联的卒子。可是当年苏联的卒子多了，为什么偏偏是古巴人，而不是东德人或者波兰人？恐怕还是跟古巴人热情浪漫的气质有关，他们是真正认为革命无国界的。他们感染过别人，比如我前文提到的中国劳工，自己也身体力行地进行了自认为是正当的回报。有时候我甚至猜想，如果古巴仅仅扮演一个国家的角色，它根本不可能在与美国如此力量悬殊的角力中屹立数十年不倒；它一定还有着某种超越国家概念之上的气质，而这个气质，就算不合时宜，你也不得不对它肃然起敬。

　　清洁女工试图叉起路边的一张纸片，美国试图摆平它南边海上的一个岛国，那些看上去轻而易举的事情，真正做起来却又如此费劲。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有趣。(文/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