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赛博士”刘达临认为“黄段子”就是一种性文化，一种私人行为，没有什么危害，没有高雅低俗之别。不要回避，像谈吃饭一样谈论性，把它当成自然的事就可以了。

　　他于1999年9月在上海南京路开办了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因为不能做广告，一开始没有人，濒临关门；现在每个月都以20%的人数在增加，11月可达到收支平衡。他说：我就不信偌大的中国岂能无性文化博物馆立足之地。

　　《新周刊》：黄段子流行的社会土壤是什么？

　　刘达临：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大众对于性兴趣的一种宣泄。在报纸、杂志甚至图书方面对性问题的介绍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种方式来宣泄。

　　《新周刊》：黄段子从本质上能不能归入性文化的范畴？它跟性文化的其它方面如性观念、性习惯甚至性行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刘达临：黄段子就是一种性文化。不过它是一种俗的文化，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黄段子就是下里巴人。它跟其它方面倒没什么必然的关系。它就是一种宣泄，一种心理补偿，自我满足吧。

　　《新周刊》：黄段子从根本上会危及到什么东西？它有害处吗？

　　刘达临：它没有大的危害。性本来就是健康的，是我们长久地压抑把它想得不健康了。比如朋友聚会，说说黄段子，这是私人行为，跟别人也不相干，更何况，想管也管不了。

　　《新周刊》：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呢？

　　刘达临：黄段子应该是一种私人行为，如果不分场合或过分广泛就不对了。毕竟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新周刊》：黄段子与网络、脱口秀节目，以及与社会主流道德观念之间有何微妙关系？

　　刘达临：对主流观念是有些反动的，也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但是网络上是无法控制的，脱口秀说说也无伤大雅。根本上还是人们对于长久性问题压抑的反抗。

　　《新周刊》：黄段子在社会各阶层(无论高低)都能产生共鸣，且无高雅低俗之别。如何对此解释？

　　刘达临：这还要回到性问题的话题上来。在这个问题上，男女都一样，这是一个最自然也是最本质的问题，是人的本源，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性的话题，也就是黄段子在社会各阶层都有共鸣。

　　《新周刊》：一个理性健全的社会对待黄段子的合理态度应该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底限？

　　刘达临：不要太广，是可以的。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不要太多干预。比如说10年前，上海有一对夫妇在家里看有关性的东西，也就是常说的黄片，被人知道后，受了处分。现在想想，这是很可笑的，因为私人行为对社会对他人都没有影响，只是学学性技巧，这没有什么大不了。黄段子也一样。现在之所以拿出来说，是一样的道理。也许将来我们也会觉得现在很可笑。不要回避，抛开那些假道学，像谈吃饭一样地谈论性，把它当成很自然的事就可以了。

　　《新周刊》：黄段子的历史渊远流长，在你开设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中，有没有相关的文物或文字表明？

　　刘达临：性博物馆里没有。但性笑话自古就有。像《笑林广记》里面就有不少黄段子。人们对性的兴趣通过笑话、诗、词等文艺的方式表达出来，毫不奇怪。

　　《新周刊》：你被称为中国的金赛博士，你发明过黄段子吗？你本人在公众场合或私人场合说黄段子吗？

　　刘达临：我本人没有发明过，但记录了很多。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发现黄段子背后有很深的哲理，不仅有意思而且有意义，是对生活最原始最直白的表述。

　　《新周刊》：黄段子的内涵随着时代而变，黄段子里面关于中西文化和性格差异的冲突也特别多，按照存在必然有合理性的原理，你认为黄段子的存在价值何在？

　　刘达临：西方也有很多黄段子，而且是比较文明比较开放的国家，但人家并不把它当回事。这不能用有没有价值来衡量，一则它是自然的现象；二则表现了人们对性的兴趣；三则能反映一些道理。就是这样，没有很多复杂的东西。

　　《新周刊》：很多黄段子依赖于汉字的多义性，比如“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干”等词汇，这反映了性心理与语言学的某种联系吗？刘达临：这是当然。中国的语言中很多就是来源于性，只不过深入日常生活，我们不去想。像现在常用的股市坚挺、疲软。在古代，人们把鸟当作男性的生殖器。英语中很多人把六当作6(Six)性笑话来说。因为“Six”与“Sex”很像。归根结底还是表明性文化是很自然的东西。性文化博物馆因为不能做广告，一开始没有人，无法经营，现在每个月都以20%的人数在增加，11月可达到收支平衡。我就不信偌大的中国岂能无性文化博物馆立足之地。

　　《新周刊》：黄段子在聚会场合承担了一定的人际社交功能，这种功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刘达临：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反映。不是说有利就提倡，有弊就压制，自自然然的，就可以了。(文/李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