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1936年10月5日，鲁迅先生发表了如上言论，两个礼拜之后，鲁迅逝世。

　　“看了这些”，是指看了美国传教士明恩博在1894年成书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本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先河的书，曾代表了一个时代西方的中国观。其中总结了中国人的素质共26条，上至清朝政府，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不点，包括“面子要紧、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拐弯抹角、缺乏公共道德、言而无信，不讲究卫生”等。由此开始并在“五四”期间达到顶点的国民批判恨不得将几千年来深埋在骨子里的“农民性”烘干炸尽。西方富裕的生活、人人遵守的公共意识成了来华的外国洋人、出了国的中华儿女时刻传扬的标准。

　　小毛病引出大问题

　　2001年8月，当国人还沉浸在北京申奥成功的喜悦里，一封网上市民的来信，列举了北京人的十二个“小毛病”。这封信没有成为过去清政府故纸堆里的一部分，刘淇市长专门下了批文，提出要对“小毛病”做“大文章”。

　　紧接着同样的事情在发生，在上海：一边是APEC，一边是纸上毛病论坛论得热火朝天；在广州：一边是“中变”成就的得意总结，一边却是媒体挑毛病上瘾；在成都：一边是做大商埠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一边却是“公民道德十问”。这场由市民点火、市长观注、媒体煽风的“给大城市挑小毛病”俨然成了一场全城市动员的运动，在一片欢迎声中进行得有声有色。

　　谁制造了“小市民”？

　　国家建设部规划司总工程师严仲雄曾撰文一再强调“促进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在他眼中，城市是国家的门面，“一个健全的社会，公民必须被纳入舆论体系，城市里重要的还是人。只有一个大都市的花架子，只见物不见人，是最为幼稚和浅薄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教授谈起这次“挑小毛病运动”时说，其最大的贡献是“很好地把政府、媒体、市民结合起来了”。

　　无可否认，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国城市生活中的很多标准都是西方的。由于过去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对国外城市规划的学标不学本，导致了今天众多“小市民”的存在和被称为“市民习气”的诸多小毛病的大行其道。比如翻栏杆就是因为城市规划中奉行“车道主义”给市民造成众多不便。城市建设的不合理助长了“小市民”的生殖繁衍。

　　广州市市长林树森在“九运会”期间接受上海媒体采访时，就广州小毛病的问题回答道：“以前传媒也说广州市民有乱吐痰等毛病，我认为不要怪市民，要怪市长。环境好了，人们的行为就规范。”这样的说法在今天不会因为出自市长之口就被认为是加了水分。在监督的前提下，政府由管理型变成服务型有了可能，同时也促使了市民对自身素质的觉醒。归根结底，城市是市民的城市。

　　各有各毛病

　　在这次挑小毛病运动中，虽是各大城市各自为阵，但很多毛病却几乎同出一辙，比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共场合喧哗等等，这让许多人觉得有必要重提鲁迅当年谈过的“国民性”问题。另一方面，有个关乎各地曾引以为豪的语言问题也提上了台面。像上海人只说上海话，广东人只说粤语，甚至成都人习以为常的喝茶的习惯也成了制约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因为这样的市井文化会使人懒散。

　　如果这些属于民间的习惯也成了人们批语的对象，那么我们今天的市民文化中的小毛病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断定的呢？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雅彬在研究社区文化时曾说过，“现在为一般民众所接受的中国当代市民文化，因为受西方现代技术文明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娱乐性和商业性，不等于民间文化、民俗文化。”

　　很显然，试图以维护市民文化的本土性和民间、民俗特性来为我们自身的小毛病“护短”的做法，在概念上都是行不通的，这跟东西方的文化价值取向全不相干。中国城市挑小毛病运动所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公民意识、公共道德方面的缺乏，好在已经由小开始挑了，问题也慢慢具体了。如果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是从市长到市民共同的心愿，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这场小毛病的运动就必然会继续下去。(文/李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