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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人物的合作总是引人瞩目的，张元和王朔的合作就属此列。眼下由张元执导，根据王朔小说《过把瘾就死》改编的《我爱你》即将杀青。如果说赵宝刚曾据此拍摄的八集电视剧《过把瘾》属于王朔作品的经典电视版，那么张元的电影版《我爱你》，极有可能成就新一经典。值得关注的是，张王二人的联手这只是一个开始，明年张元还将开拍王朔的《看上去很美》。从《过年回家》后，张元似乎掉进了传媒的陷阱，眼下因为这部《我爱你》，传媒对他的追逐更是达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他过去十年冷静的电影生涯的一种补偿而我在张元新片即将完成之际，也就此和他展开了一番对谈。虽然他的作品我绝大多数都看过，虽然我对他的这部片或者说每部片产生的过程、诞生的背景、他的电影理念依然有着好奇，但与一个很熟的人正经八百地谈电影，的确艰难而尴尬。
《新周刊》：我很早就知道你准备改编王朔的《看上去很美》，现在怎么突然决定把《过把瘾就死》搬上银幕呢？
张元：其实我一直准备拍一部爱情故事，后来跟王朔一起聊天，他提到了这部小说。聊天后我重新读了它，发现现在读它跟我当初读它的感觉一样，依旧那么好，于是当即决定先拍这部。《看上去很美》会在明年拍摄，会做得很大，我们会搭一个幼儿园，训练几个小孩儿，这是个很大的工程。
《新周刊》：我总觉得你拍这部电影感觉上有点儿奇怪，那天我在现场你跟我说这部电影你会大量运用长镜头，这倒让我觉得张元还是张元，看来你还是想在影像上强调记录性和还原感。但问题是，这个故事似乎偏离了你以往对题材选择的倾向性，这两个演员徐静蕾、佟大为也不对，他们更近似偶像。
张元：这有什么关系呢？故事固然重要，演员也的确是那种偶像，但我更强调的是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于我来说，我不关心观众以什么样的眼光看他们，在我眼里他们是普通人，摄影机一打开，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的时候，我想我要找的还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偶像也没什么不好，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来看电影，这是好事儿。说到题材的选择，的确与以往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我以前从没改编过小说，我的电影都来源于真实的故事。
《新周刊》：我还是很好奇，想象不出来这部电影会是什么样子。
张元：我也很好奇，我也想象不出来。你别奇怪，这跟我当初画画时一样，在最后画完之前，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新周刊》：就是说，你拍电影时，通常先有很强烈的创作冲动，然后再做起来看？每次都如此吗？
张元：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像最近我为贝纳通拍广告，从创意到后期都是我自己做，做这个广告我和所有的广告公司的做法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做出来的片子会是什么样子。当我在意大利和贝纳通的人员开会时，他们也不知道我要拍出什么样的片子来。贝纳通是世界上最罕见最开放的公司了，他们花了那么多钱，竟然不知道这个导演要把广告拍成什么样子！(大笑)
《新周刊》：那你怎么控制一部电影呢？比如说你要拍一部影片，应该有一个准则、一个目标，一个完成后的标准，这个片子完成后是什么风格？包括拍摄当中的过程你怎么控制呢？
张元：当然有标准，这体现在工作中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步骤不能马虎，不能容沙子。不能有不舒服的感觉，把不舒服的感觉一点点剔除掉，把自己想要的东西保存下来，最后你得到的是完美的成品。我会根据现场的视觉效果、根据画面，找出最正确的感觉来。
《新周刊》：这一点我不感到意外，因为你比较倾向于作者化，这样的导演甚至常常不告诉演员第二天拍什么。
张元：拍《北京杂种》时的确是这样，但那个是强调随意性的拍法，《儿子》也有这样的东西，毕竟演员是在自己演自己，演他们自己以往的经历。
《新周刊》：你说到了以前的作品，更多普通的观众是从《过年回家》开始熟悉你，传媒也乐于说，张元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是你自己一直努力得到的结果吗？
张元：首先是我自身的需要，我需要拍更大投资的影片，第二点是因为的的确确我厌倦了。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拍了十部故事片，还拍了很多记录片，拍了很多广告、MTV，我是一个工作化职业化的导演，对于我来说，如果还是以前的那种工作状态，就不对了。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向什么什么妥协了？我觉得特别可笑，因为一个艺术家算什么呀，有这么重要吗？以前还有人问我，你拍了很多边缘人群，像酗酒者、同性恋、精神障碍者，你是不是同情他们，我觉得要是同情他们还不如同情我自己，艺术家比别人高吗？难道可以站到别人上面去同情别人吗？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机遇的选择而已。
《新周刊》：这不奇怪，很多大名鼎鼎的导演也都有类似的过程，比如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库布里克，原来就是拍地下电影的。但他进入好莱坞后，一生都在商业与个性之间摇摆，你将来打算怎么走？
张元：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拍了第一部电影，我参加的第一个电影节是法国的南特电影节，他们当时邀请最年轻的导演上台，当他们宣布“中国的独立导演”时，我吓了一跳，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什么“独立导演”，从此以后被贴上标签了。 很多导演像你刚才说的库布里克他们向商业妥协向观众妥协向电影制度妥协，很多都是出于某种责任感，对自己家人的责任，对工作伙伴的责任，对投资人的责任，还有些人有对大众影响的理想，这也是一种责任。当然除了责任之外，人都有一种追求内心自由的理想，这种理想包括心灵感受甚至堕落感等等，这些都是与责任感作对的。怎么去平衡这两点，是一生都要面对的问题。
《新周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随着DV手段的普及，记录片现在也被贴上了大众流行文化的标签。这十年来，你是中国影坛记录片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而且你是个冷峻的记录者。冷峻的记录是不是你愿意强调的风格？
张元：这当然应该强调，但也应该看到，当你越发强调这种个性的时候，越发强调自己风格的时候，越有失去观众的危险。毕竟能够接受这种影像语言的观众很少。大师安东尼奥尼说过“电影正在死亡”，他实际上说的是他那种类型的电影，这种电影集中在比较小的圈子里，在电影院里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电影。
《新周刊》：不管你愿不愿意，总有人会来判断你的风格，来归纳你的流派，把你和另外一些人划在一起，你接受吗？要是你自己来划分，你会把自己划为哪类导演？
张元：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没有一点儿什么可在乎的。你不管把我划到什么地方去，我都会相信一点，我不会与别人一样，即使是跟我经历相同的朋友、年龄相同的朋友，也都不见得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划圈儿的意义并不大。比如说第五代，人数就很少，拍得有意义的电影也少，比如和我年龄相仿的导演，我可能并不喜欢他的作品，相反一些老的导演我却很认同，你说大家应该划到哪里去？我觉得这样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当初在法国出现过新浪潮，在意大利出现过新现实主义。当然现在很多人喜欢自己把自己归类为一种风格。
《新周刊》：你自己认同什么风格？
张元：我自己不作规定性的认同。
《新周刊》：你有没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东西？比如说一直喜欢用的手法，比较一致的风格。最起码我觉得在题材选择上你绝对有自己的倾向性，比如你有一句名言——“现实比虚构精彩一百倍”。
张元：一以贯之的东西当然有，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强调真实性。这种真实包括内心感受上的真实和影像质地上的真实。
《新周刊》：我问一个非常大路化的问题，你拍了十部电影，自己最喜欢哪部？
张元：(笑)我分不出来。
《新周刊》：我是观众，我分得出来，我最喜欢《妈妈》和《儿子》，最不喜欢《东宫西宫》，不是因为故事，而是因为它方式上的单调，那是因为资金上的问题吗？
张元：没有，我只是想强调它的戏剧感。
《新周刊》：所以你要在一个空间内实现这个故事？
张元：就是想突出这一点。
《新周刊》：为什么会去拍《疯狂英语》？
张元：长久以来，我一直对李阳这样神奇的人物非常感兴趣。像以前我一直想拍那种到处演讲的气功师，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我听过所谓的“带功报告”，所有人都摇晃起来了，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再神奇的气功师见到我都不灵了。后来李阳看了我拍过的MTV，觉得我可以给他拍>一部记录片，就找到我，我觉得很幸运，这满足了我当年想观察这样的人的愿望。
《新周刊》：拍了这么多电影，最困难的是哪一部？
张元：每一部遇到的困难都不一样。第一部拍的是《妈妈》，很快，不到20天的时间，当时很兴奋，一点儿也不觉得疲惫，不像现在有时工作还觉得很辛苦，但当时的困难是资金特别少。拍《儿子》的时候，最大的压力来自主角，因为他是从精神病院接出来的，每天都担心他发病。《东宫西宫》是选择演员特别难，直到临开机前的两三天，才确定了演员。所以每部电影都有每部电影的困难，但总的来说拍电影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在拍摄时总是向大家强调，安全最重要，工作可以放在第二位。人别出事儿，贵重的东西别摔坏了。至于压力，从来都没想过，就是兴之所至，就是觉得应该做这件事儿。有点儿像画一幅画的样子，基本上没压力，我是一个很难给自己压力的人。像这次拍这部《我爱你》，几乎所有的人见着我都会问有没有压力，因为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剧《过把瘾》，我说我没有压力。
《新周刊》：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最欣赏哪个导演？
张元：我比较喜欢美国的一个导演凯撒·维奇，他的电影在美国放映的面积不是很大，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即兴的纪实的东西，我很喜欢他作品中对人与人关系的表现。法国导演中我喜欢戈达尔，他是一个纯粹的电影作者，一一列举的话太多了。跟我年龄相仿的导演我非常喜欢日本的是枝裕和，我们经常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相遇。
《新周刊》：我很感兴趣是枝怎么评价你的电影？
张元：我们在一起很少议论电影。就像有人统计过法国最有名的电影杂志《电影手册》一样，说那上面谈电影的文章只占30%。电影只是观察世界的方法和工具，因为不管你是导演还是作家，你面对的是整个世界、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新周刊》：说说中国导演吧，我是指比你年纪大、获过大奖的那几位，近年来创造力似乎在下降，只能拍一些类似于小品的东西。
张元：看到这些电影我很悲伤，我们看以前的一些大导演，他们的创造力并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衰减，反而越来越有力量。对于我来说，我希望大家都能越来越强。
《新周刊》：我倒是觉得你从来都很从容、平静，有成为大师的素质，有人说要想成为大师，首先得学会平静。
张元：我真的没有一点儿，内心中从来没有燃起过做大师的愿望。我去过几十个电影节，当过七八个电影节的评委，见了太多大师级的人物，常常是十几天二十几天和大师待在一起，我发现做大师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我发现他们生活得不像我那么愉快。一个人被规定好了是这样的人物后，压力太大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待了。中国也一样，像我拍《疯狂英语》，跟着李阳一年多的时候，他一签名就要签半个多小时。崔健所有的MTV都是我拍的，当时在他最红火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竟然没有办法吃饭，他会被别人追着到处跑。当然王小波是例外，我跟他合作拍摄《东宫西宫》的时候，还很少有人知道他。当他的编剧在国外获奖后，我把奖杯给他带回来，他却意外地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后，突然一下很多人开始读他的书，那么多人喜欢他。在我身边有那么多有成就的人，我发现自己离这些人的确差得很远。
新周评点：否认自己会成为大师，张元也许是给自己定了性。但不管怎么说，他更好的作品还在后面，而他的电影也还没有解决很多问题，比如：从对边缘人群的关注过渡到对全社会人群的关注，作者化倾向怎样与商业化规则相协调，怎样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影像文法等等。
一本有国际影响的刊物说：张元是全球一百位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不管是否同意，至少有一点人人都无法否认：最起码来说张元也不愧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可以设想，当这个时代从容走过后，他会被后面的人记住。(文/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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