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祖国大地上到处都是文学青年，尤其是“诗歌青年”。人们说：天上掉下一块砖头，肯定得砸着一个诗人。到了90年代，说法就变了：天上掉下来一块砖头，肯定得砸着一个经理。如今，已经是新的世纪了，天上掉下来的砖头将砸着什么人，暂时还不得而知。

　　当时(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在全国兴起，旗帜林立，流派众多，其热闹与喧哗尤其以四川为甚。人们又说：中国诗歌的中心已经转移，从北京转移到了四川。而在四川的众多诗歌社团中，“非非”显然是最出名的。杨黎是非非的“第一诗人”，并非他自吹自擂，而是大家公认如此。

　　直到1986年，我才有机会去成都，拜会四川群雄。可以说，见面是不愉快的。当时万夏把我带到一家路边酒馆，杨黎他们早就喝上了。在半醉的状态中杨黎和我见面，他搭着我的肩膀，以为在对我耳语(实际他的那些悄悄话几乎是喊出来的)。杨黎对我说，只有他能够理解我，而他们(杨黎指着对面他的那些朋友说)都是傻逼。还没等他的那些朋友揍他，杨黎就不行了，当时还没有发福起来的身体出溜到了桌下。杨黎被人架回万夏家中，他一拳打破了万夏家的门，将万夏睡觉的床吐得一塌糊涂。然后他就被剥光了衣服，扔在厨房的水泥地上，人事不省。我返回万夏家的时候，万夏正开动洗衣机，洗他的床单。

　　虽然我对杨黎的诗歌一向举手扣额，喜欢得紧，但再也不敢将此人引为同道了。我写过一篇题为《第二次背叛》的文章，评介了当时的几位同龄诗人。谈到杨黎时我说：所谓“第三代诗歌”的定义，几乎是杨黎一个人给出的。杨黎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也对我的《有关大雁塔》大加赞美。的确，我们是难得的能彼此理解和欣赏的“诗人”，但只限于在文章中，而不可以见面，哪怕是吃一顿便饭。

　　这件事的确有些奇怪和尴尬，可以远距离地赞赏和致意，但不能面对面地坐下来交流。为打破僵局，终于有一天杨黎到南京来回访我了。从他的角度说，这次见面，也肯定是不愉快的。杨黎领略了我这个南京人的严肃和清汤寡水的生活。匆匆一见后，杨黎就返回成都了。

　　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大行其道。杨黎出于清高和自尊，有意避让，下海做起了生意。但知识分子得理不饶人，在一篇文章中杨黎被描绘成一个“一手拿着大疙瘩(手提电话)，一手啃着猪脚爪，出入于火锅店”的市井人物。这幅讥讽的肖像被固定下来，似乎杨黎就是这么一个人，这就是杨黎作为一个诗人的仅有的意义(诗歌野史必不可少的佚闻和佳话？)。随着时间的流逝，谁还会记得他那细腻隽永的诗歌《冷风景》、《小杨与马丽》以及《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呢？

　　90年代末，我去成都开会，再次和杨黎相逢了。这一次他虽然喝了酒，但没有完全喝醉，实际上，适量的酒精作用使他的谈兴极佳。我也一样喝了一点酒，但不多，非常意外地与杨黎谈得十分投机。看来酒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只要杨黎少喝一点，我多喝一点，我们便能步调一致了。

　　经过80年代的折腾、90年代的消沉，如今的非非只剩下四个人了——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和杨黎。也就是说，只有这四个人还在写。他们之间的来往也较密切，在孤独中彼此支撑着。杨黎向我讲了心里话：“吉木狼格和小安是两个天才，可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连自己都顾不过来……”狼格和小安的诗我以前没有读过，如今一读，不禁大吃一惊。想起杨黎说话时沉痛而无奈的语调，简直就像是在“托孤”。我虽然能力有限，但这话算是听进去了。

　　说起90年代，杨黎告诉我他也一度富过，有房、有车、有女人，而如今又一贫如洗了。杨黎的穷与富，皆与诗歌有关。他创办的公司，曾租用了一条江轮，梦想沿江而下，开始一次与诗歌有关的“梦之旅”。杨黎还和小竹、蓝马一道，策划了许多方案，也都是与文学活动有关的。当然，这也是他们破产的原因。

　　如今的杨黎，头发白了，人也胖了，经商的经历使他对现实已不抱幻想。除了写作，他还能干些什么呢？杨黎和当年一样，仍然喜欢喝酒，喜欢呼朋唤友，仍然坚信“语言即世界”的“真理”。他的罕见的固执和丰富的阅历终于到了开花结实的时候了。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他写出了长诗《打炮》，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最近听说，杨黎的首部长篇小说也已经脱稿了。

　　如果一块砖头掉下来，肯定会砸着一个诗人。这是形容诗人太多，太不值钱。但如果掉下来的不是砖头，而是奇珍异宝，是由此镶嵌而成的诗人的冠冕，那它将落在谁的头上呢？我以为最有可能的人是杨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