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朋友共同主持的“万科经济人俱乐部”上，网友费戈提出一个问题：“昨天晚上我打的回家，遭遇的是一些游散的‘野的’，即没有在市内上牌的车。由于他们是野的，没有每月一万二租金的压力，应该容易砍价。不过，我发现，即使这样，价格也很难砍。似乎他们非常有动力坚守这个价格同盟。其实他们的利润空间很大，但却不愿为我们而周旋。”我想问：为什么同样幅度的利润空间，(东门)卖鞋的就不容易坚守住他们的价格同盟，而外地出租却可以？对于经济学家来说，100个人常常是有着100个以上的观点。以下是网上各路英雄的见仁见智。

　　“游侠若兰”认为“关键是那个价格联盟的威力”。在他看来，好像东门鞋铺的同盟约定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体系，容易攻破，而野的则不是这样。

　　“落叶山庄”则认为有好几种可能：1、可能它们的利润空间并不如费戈了解的那么大。“野的”可能也有不少成本，如类似于“保护费”之类的隐性成本。2、预期心理，费戈的出价低于野的司机以前的经验利润。而这种博弈往往是一次性博弈(耐心与面子问题)。3、东门卖鞋子的是固定的摊位，持续的经营，可以取得规模效应，所以他们愿意降价，还指望你下次再来。而“野的”都是短暂的经营，无法取得规模效应，所以就偏向于单位利润率的提高，也就是更愿意做“一锤子”买卖。

　　费戈自己的解释是：“我觉得可能是根据‘消费者决策的集合’判定的。当我们买鞋子的时候，卖鞋子的不知道我消费集合中消费急迫的程度，但是在那个晚上选择的士，野的司机想：你们必须要坐车才能回家。翻译过来，你们的消费急迫程度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可‘挨撞’——摊上谁是谁的客户，也不愿为了‘抓住’一个坐车的而急不可待降价。结论就是：消费的迫切程度也影响了价格同盟的效率。隐瞒消费迫切程度也是讲价的一种有效手段。”

　　“邹鲁”用“完全竞争市场”来作解。因为“野的”提供的服务几乎是“无差别”的，成本也相同。其中一人在考虑降价时，他会想到如果他降价那别人肯定会降。因为服务是“过剩的”(找了几家车)和“无差别的”，价格高的一定无法生存。而成本也相同则降价的空间一样，于是他几乎可以肯定降价的后果是整体价格的下降，而他不可能因此多拉客人，也就是收益一定下降。卖鞋的就不同，卖的鞋不同，成本也不同，降价的人有可能期望从中得到好处。

　　“九段”则试图从“供需”入手解释问题：“可能是像你这样打野的的人太多了，或是正牌的的士不愿到这里。”

　　“罗杰”则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在他看来，野的的司机更有砍价的经验：“我认为他们会在长期的讨价中得出经验：大多数人会同意他们的出价，上下波动不超过五元，所以……”

　　辉格党人自称曾经特意观察过所在旅游旺地的土产零售业，结果发现亦存在着费戈提到的不降价的情况：“北京市区到八达岭长城的道路边上，一斤柿子曾被卖到二十元甚至更高，而且光顾者很少，如果他们把价格降低一些，肯定是有利可图的，但实际上，你在那些摊位中，问不出第二个价格。后来我在一些其它旅游区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于是我向一位导游请教，她告诉我，那些人都很凶，也很团结，一旦你向其中一人询价，其他人绝不会争这笔生意。”

　　“简直”对此加以引申：“这明明是一个政治问题。除非他不想在那一带混了，他是不敢降价的。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每一个问题。”

　　“天涯笑尘”据此提出了“市场环境决定竞争策略”的宏论：“旅游基本上属于一次性消费，不追求回头客，只要求在每年的旅游旺季获得最大化收益。而且由于其地域保护性，并无外来竞争压力，卖方的共同利益容易形成。所以，只关注于与买方之间的搏弈，则卖方无益的内部损耗可以降至最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在本地形成一个价格同盟，通过简单原始垄断的形式就可以确保维持共同的高额利润，如同古代的行会。与之相反的是彩电、商场等需要在广泛地域、层次上竞争的东西，属于现代形式的竞争，卖方不仅要和买方博弈，更多的资源被耗费在其内部的相互竞争上，所以利润空间一再被压缩，卖方日子惨不聊生。即便痛定思痛之后而形成的价格同盟，也往往因为某些不守规矩者率先发难而终结。”

　　我的结论：“说到底，看降价值不值得。”给定成本(包括价格同盟的约束成本)，如果降价后，可以带来回头客，带来信誉的增加，带来对手的关门，一句话，带来长期与短期的收益，降价便是合理的！否则，宁愿不降。在野的例子中，降价只能带来一次性业务，收益太小，不足以弥补“趴车”和触犯众怒的代价。而在卖鞋的例子中则不是这样，小小的降价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所以两者的定价策略便有不同。(文/赵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