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常常就是一种标签，标实出你的品位、身份以及你的社会认同意识。时尚的变化不仅仅反映着社会集体趣味的流变，同时也投射出阶层变迁的隐秘逻辑。

　　“皮尔·卡丹”

　　与同一时期流行的“金利来”一样，“皮尔·卡丹”成为20世纪80年代早几年中国最高档、最有实力的时尚品牌，且为最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万元户”所拥有。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财富、地位的渴望，非常集中地投射在一身名叫“皮尔·卡丹”的西服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以后，中国以高档服装品牌来标识自身社会地位和品味档次的“身份意识”，便是从“皮尔·卡丹”开始的。毕竟，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月收入也只有两位数的情况下，一条数百元的“皮尔·卡丹”皮带或者“金利来”领带，就足以使你与芸芸众生拉开巨大的距离。

　　人头马

　　人头马一开，老底露出来。

　　近20多年来，中国先富起来的那拨人成了不少事也败了不少事，“人头马”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暴发户们在酒店里用人头马来比富的传闻今天已经听不到了。而今天，也有的酒吧的酒柜里偶尔看到酒柜里陈列着的被喝得深浅不一的人头马酒瓶上贴着马先生、陈先生、欧先生等买主的标签，已不复当年的羡艳和咂舌了。仍然有人会喝上万元1瓶的路易十三，但你若不想被人当成暴发户而嗤之以鼻的话，最好还是选择红酒或啤酒，因为至少在时尚人士的眼中，单纯以财富来划定阶层的做法已经没有意义了。

　　派克笔

　　一个地位和品味双全者而言，派克笔肯定是他最爱用的书写工具。

　　虽说圆珠笔已经大行其道，而所谓的“签字笔”也被广受青睐，但对于人类的书写行为来说，19世纪自来水笔的诞生是第一次革命——这实现了流动书写的巨大可能。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圆珠笔的出现将这种革命的意义向大众化的层面推进了一大步。但同样是革命，自来水笔确立的是一种书写的传统，而圆珠笔则以其廉价和耐用使书写更为普及化。所以，许多历史性条约的签定用的都是自来水笔。比如1945年5月艾森豪威尔在巴黎签署的停战协约用的就是一支镶有四颗纯金星(当时艾为四星上将)的派克笔，而不久前石广生部长在多哈签下的中国入世协议书，用的则是一支24K纯金英雄金星。

　　很显然，金笔所意味着的是一种尊贵和价值——这在平民化的书写工具被广泛接受的今天尤其显得突出，而事实上，当电脑普及后(这是书写的第三次可能也是最致命的革命)，用笔书写的机会正在慢慢减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你会发现，地位越高的人，用笔书写的机会就越少——他们通常要做的唯一书写行为就是在文件和各类单据上签字。这个时候，一支精美的派克自来水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只是一个小公务员的你或许也买得起一支昂贵的派克自来水笔。但你如果没有重要文件可签，甚至连信用卡的对账单都没有，那么还是用圆珠笔吧，这和你的身份比较适合些。

　　波音

　　在德国《空中旅行》杂志80年前开列的一份航空公司“理想乘客”中，名列前茅的是政治家、成功的商人、律师、出席国际会议的教授以及漂亮模特这么几类体面的人群。在中国，尽管民用航空也只有数十年的历史，但乘坐飞机(在中国人的眼里当然就是波音啦)在人们心目中所引发的身份联想，直到这两三年才有所减弱。值得一提的是，在波音飞机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前，领导们享受的也不过是“老大哥”的“伊”、“图”型。哪有现在的波音777有派呀！但就在今天，中国享受国家拨款支持的行政事业单位还有一系列对乘机出差人员行政级别的严格规定，同一趟公干，出差人因级差而搞得天上飞地上跑的情况也实属常规，有时领导开恩吩咐同飞简直就是一种待遇。

　　相对而言，飞机高贵的票价使得今天日渐庞大的飞行族中至少有八成以上还是在用公费享受其快捷舒适的优质服务——有人就此认为，这乃是中国民航的票价始终降不下来的根本原因，而自费乘机者大抵不出每年三个长假中的旅游者和探亲者两类，平时出门谁花得起那个钱——其实，对一般老百姓而言，钱挤巴挤巴还是拿得出来，问题在于时间更多，没啥急事儿，犯不着为省时去花那个钱，这一点似乎也证明了西格尔曼以时间的含金量来衡量人的价值的观点是如何有道理。对于这个问题，每年差不多要飞150来次的华硕中国区总经理徐世明也有自己的说法：你飞得越多，说明你有这个需要，而有这个需要的人对那点机票钱是不会在意的，因为赚得多，所以花得起，反之亦然。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个例子是比尔·盖茨，这个每分钟至少值500美元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因为他赔不起领取登机牌、过安检以及排队登机的时间。

　　名片

　　名片在中国最早叫名刺或名帖。那时候这东西很贵重，是用竹片做成，一个人只有一片，给人看了以后是要收回来的。那时的名片，只在贵族阶层流行。

　　名片或许是惟一没有受到制作限制的印刷品，这就使得名片已不仅仅局限于反映持片人的社会身份、联系方式等常规内容，还要延伸折射出更多的内容，比如有的老板一定要在总经理后加上博士，在副主任后面加上(科级)字样，明明是业务员却非要在名片上印上个业务经理……只要你肯给钱，替你在名片上印个省长都没问题，连造假的罪名都不要担，因为有人说“名片”就是“明骗”，正是因为如是被虚构了的缘故，于是名片成为社交活动中最为滥市的交换物。

　　见人就派名片的常常是这几种人：一种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小姐，她希望通过一张小小的卡片与你建立起永远的业务关系，值。一种是生性卑微的人，希望通过名片的交流而提高他自己的分量，让自己更得起自己。一种是生意人，通过名片一回生二回熟地做起双赢生意来。一种是想泡妞的男人，见着女孩先发名片，然后顺水推舟地跟女孩套磁要电话号码。一种是惟恐知名度不够高，通过各种场合名片的派发来张扬自己。一种是经常跳槽的人，前天搞房地产今天已经做广告人了，或者前天还是泥水匠，今天已经是CEO了，所以不见人就撒名片还真不行。当然，撒名片最多的还是骗子，他的目的便是通过这张片子来达到骗人的目的。

　　名片派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认识的人多了。坏处是一不小心也会出事，有位仁兄酒后去桑拿找三陪，完事后大咧咧地给小姐派发名片，让有事拷他，结果是被公安拷去罚了5000元。

　　所谓物以稀为贵，真正的名人往往只在名片上印一个名字一个电话，或者干脆不印名片。

　　私家车

　　中国的私家车已经超过了千万辆，但这个数字放到10多亿中国人当中仍然是极少数，所以有车比有房更能显出你社会地位和财富上的至尊感，虽然一般而言房子要比车子更贵，但按照衣食住行的排序看，有车首先肯定是已有了房，但有房却不一定有车——马斯洛不是说过吗，人的需要是有序列的！

　　但有车也不能一概而论，在拥有一辆或几辆什么样的车的问题上，阶层划分的多个必要元素如权力、财富、品味、格调等常常是搅和在一起的。很多年前，一个处级干部只能坐上海牌，而司局级则可以享受伏尔加，但今天你行政级别再高也只有奥迪A6，已经到头了。当然，有行政级别这条杠，问题就简单化了，真正的复杂性是私家车越来越多，要观车识阶层着实很难，当一个暴发户开着奔驰满街跑的时候，真正有权有势的人不得不选择BMW或Volvo，或林肯等而下之者们的财力有限，便逐磨着玩品味格调，所以吉普便受其视睐。至于小资们则只好在所谓个性化的内饰上下足功夫或干脆走改装一路，花钱不多却又酷毙帅吊——当然，在目前的中国，也许你根本就不必在乎这么多，有辆车就足以显示你的身份了，或许若干年以后中国的汽车也像美国那样普及的话，谁还会在那么在意用车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呢——非不想也，实不能也，就像手机在今天的中国一样。

　　手机

　　在艾柯看来，真正有派的人是从不用手机的，他提醒那些老是在公共场所冲着手机囔囔、想把自己扮得像洛克菲勒一样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洛克菲勒们根本不需要手机，而是拥有庞大的秘书处，有权势的人根本不必去接听每一个电话，总有个女秘书会在电话里告诉你，老总在开会。”

　　但手机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还是昂贵的稀有之物，老板大亨们趋之若鹜因而使其获得了“大哥大”的美名。公众场合就不用说了，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的老板椅上，面对满桌子电话机，大哥大级别的人也总爱手持“大砖块”发号施令，这类场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企业的宣传的电话机照片中很容易看到，今天，在超过一亿手机用户的中国，即便是顶级最新产品(价钱最多也到不了5位数)是难以拉开手机使用者之间的身份距离的。而按照艾柯的观点看，最需要使用手机的人除了一些特殊职业如医生、户外工作人员外，一般都可以划归社会的中下层，如雇不起秘书的小老板、无固定职业的打工者和满世界乱跑的推销员等等。

　　所以，那些真正牛逼的人根本就不用手机了，而比较牛逼的人的手机基本上是无人接听的，至于那些不怎么牛逼却又想让别人觉得他很牛逼而且的确很需要手机的人，则把他的手机塞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且设置在振动——因为据说打工仔和学生族已成为手机主体人群了！这跟手机当年被拿在手里、别在腰间的待遇实在有天壤之别。

　　香烟

　　烟酒不分家，但在庞大的烟酒族中分出阶层来却不是一件难事，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有权势的富豪是不会抽烟卷的，老牌富翁卡什，只吸烟斗。来自委内瑞拉的烟丝每斗就那么一小撮至少值80美元，而网络新贵王峻涛则是哈瓦那雪茄的拥趸，他说，一根200元以下价格的雪茄没法抽。

　　对卷烟的社会学分析表明，吸烟者的社会分层密码主要体现在所抽香烟的牌子当中。比如，许多美国中产阶级就比较排斥万宝路，相反，广大的蓝领阶层是这个品牌的忠实支持者。在中国，这个问题复杂一些，因为中国人不愿意在香烟牌子的选择上让别人觉得太低廉而丢面子，所以抽中华还是抽红塔山之间的悬殊不会太大，而且很难有什么品味上的差异，但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地位越高的人越不会抽本地烟；第二，抽没有品牌的特供烟肯定非同一般，除了牌子以外，很多的时候，对持烟的手式(包括弹烟灰的方式)以及烟卷燃烧的长度等元素的观察，也有助于你识别一个人的身份。一般而言，把一支烟卷抽尽的人和只抽一半就掐灭的人是有很大区别的。

　　吸烟这一本来是很个人化的私隐之事进入到社会身份的识别系统在很大程度要归结为中国人的敬烟习惯，吸烟也就因此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共行为。可以想见，随着公共场合禁烟之风日盛，香烟的社会身份识别功能也就必然要淡化了。(文/陈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