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金招牌”的赖声川

　　《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公演，有人看了回来嘀咕：什么呀，这戏到底要说什么呀？大清要亡国了，可贝勒爷只关心人们不懂得“美”；相声要灭绝了，春风得意的倒是拉拢民心的议员这种人；一个游戏做到后来，原来是顺刺了一下“9·11”：“谁也没赢，战争赢了。”……真是浅白，一目了然，是吗？可是一出戏自始至终笑声不断，贝勒爷那个既恭敬又捣蛋的随从“玩意儿”，议员宏论滔滔之后的大踏步原地走一圈又都一次又一次引起笑声。

　　可以想见，赖声川戏剧的“通俗性”和“娱乐性”是他最可被置疑的地方：从《这一夜，我们说相声》开始的相声系列，先是舞台剧，后来又有了电影版的《暗恋桃花源》，都在台湾家喻户晓，长演不衰，连唱片都卖疯了。赖本人被称为“台湾剧场最灿烂的一颗星”、“台湾票房的金招牌”。以致发现了其中商业机会的台湾商人主动向赖建议：“你每年做一个相声剧吧，太好卖了。”

　　“我常常给演员们一个概念，演出就像请客，你会把家里弄得很好，花很多时间安排菜单，希望客人们满意你的招待。就是把观众包容到演出里去。现代艺术的倾向是排斥观众。我不会这样做。”赖声川用了一个电脑术语“Userfriendly”(界面友好？)来形容自己的戏剧。他和太太、也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丁乃竺去看实验戏剧，太太说，“他们是把剧场当道场了。”“我太太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我觉得她说的非常对。剧场应该是橱窗，戏剧工作者自己的修行应该在另一个地方。观众说我为什么要看你挣扎这些问题？”赖说。

　　云门舞集的艺术总监、《西游记》的主要演员罗曼菲回忆当年排戏的情景：“之前，我习惯的排练方式是非常云门舞集式的拼命，而表坊的排练表面上看起来真是轻松自在……我学着放松脚步，放心交给导演，跟着他玩……”罗曼菲开始不能适应而表演工作坊的老演员非常习惯的一种工作方式，就是赖声川一直使用的“集体即兴创作”。排练的时候没有剧本，也没有名字，全靠导演和演员的互动来提炼东西。“与其去问观众关心什么，不如去问自己关心什么。”这种方式要求一个很好的团队，和很开放的心态，大家都得会玩，“在我制定的规则下玩。”赖强调。“STAN总是那么闲适优雅，不觉得他有什么挣扎与焦虑，好像谈笑风生当中，戏就变出来了。”罗曼菲说。(STAN是赖的英文名)

　　甚至，赖声川还玩过一个几百集的电视剧《我们一家都是人》，一天一集，早上发生的新闻晚上就在剧中出现了。他做了两百多集，后边的人想照着这个路数玩下去，发现玩不下去，十几二十集后就枯竭了。

　　“身份危机”的赖声川

　　同时，赖又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戏剧艺术博士，台湾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研究所教授，台湾现代剧场的创造者，台湾相声艺术的挽救者，“华语剧坛不可或缺的重量级人物”，以及戏剧娱乐化的忧虑者。

　　“我亲眼看到整个台湾剧场都在走向产业化和娱乐化，我自己的学生也走向(娱乐)这一方面。我从来没有批评过这种倾向，他们是我的学生，我可以理解他们，这是柏克利精神。我完全可以从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做的事，他们做得不错，但这让整个剧场的重量变得越来越轻。”“我很担心，但我无法抗拒，这就是社会的演变。我抗拒的方式就是做我的《如梦之梦》。”——1999年11月，赖声川到了印度，在释加牟尼成道的地方的舍利塔下，写下了深藏内心已久的《如梦之梦》，“它不是为娱乐，来看的人也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某一种追寻，某一种成长”。“我觉得它会引出一个新方向，那就是，剧场在台湾会走向小众。”

　　演出时近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仍然是好看的，赖声川80岁的母亲也到剧场从头看到尾，“我听到的我觉得是最好的评价是戏不长，”但是，赖坚决反对别人从“娱乐观众”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我一直有能力在娱乐导向的剧场里面做出有深度的作品。但是我有点厌倦。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这样做曾经使我的作品闯出一条路线，现在社会变了，变成我的作品必须要配合另外一条路线。我不想玩这个游戏。”

　　密宗佛法也是赖声川和太太两人的信仰，他更愿意用佛法而不是佛教来称呼它。什么是佛法？“任何一个事情有它的理由，每样事情有它的后果。完了。”赖说，“佛法对我很科学。这么多书里，我觉得佛法是唯一一直挑战我，怎么都问不倒它的。”“人要了解自己，能说我完全了解自己的人不多。绝大多数人不了解自己。佛法对我是好的。”

　　父亲是外交官的赖声川12岁从纽约回到台湾，剃了光头，带上便当，从一个成绩优异的跳级生变成了除了英文一无是处的留级生。“外交官子弟并不幸福，每几年换个环境，还要换语言。长大后精神问题很多，很容易崩溃。我的朋友就是这关过不了。“我是谁”的问题解决不了。”赖声川度过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但也不免被“我是谁”困扰，“我是美国人吗？我是江西人吗？我是台北人吗？现在我只想自己是一个人，是一个世界公民……”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真的做到了，“你会觉得我很怪，很没有心肝。”赖声川最后总结说：自己是天蝎座B型血，所以“喜欢的事情就会一直做下去，就会很执着。”

　　“平衡高手”的赖声川

　　“《暗恋桃花源》和《飞侠阿达》市面上都有盗版，欢迎购买。”赖声川笑嘻嘻地对记者说。

　　在记者面前，当年10人考进柏克莱戏剧艺术系，5年后只有他和另外一人拿到博士学位的赖声川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非常有礼貌、合作、健谈，跟国内的一些艺术家被访者相比，既不口出狂言贬低同行，也不唯唯诺诺消极抵抗，他甚至会主动提供生动的细节，把自己的各个方面展示出来：工作、爱好、家庭、学生时代……比如说到在柏克莱边打工边读书的艰苦经历：“我说一个场面让你想象一下，我抱着孩子拿着洗衣篮去洗衣服，碰到另一个物理博士，于是两个人就在洗衣房里大谈起宇宙的起源来了。”

　　回忆20年前柏克莱四季如春、好得几乎“不真实”的天气，赖声川终究还是且说且笑，并无感伤。那时他是手里拿着奥尼尔故居钥匙的奥尼尔研究权威教授，他也怀念集中在一条小街上的一流书店、唱片店、咖啡店和艺术影院。说到做系主任时的行政工作缠身，赖声川却还是心有余悸“那是最可怕的，跟我们搞艺术的完全冲突。后来我才平衡过来。”

　　谈到传统文化的没落，赖声川同样语气平和，惋惜大于激愤：“台北是这样，跟我回忆有关的很多东西没有了。传统是这么的脆弱，一个人移民相声就没有了。一个民族集体的记忆，越来越少、浅和薄，维系我们的是什么？咖啡、珍珠奶茶都是很表面很物质化的东西。所以我们做一个戏，通知相声没有了。”当《暗恋桃花源》和相声剧系列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应，赖声川也总结为“人有人的命，戏有戏的命。一部戏成功了，这是命好。”

　　对谈中，赖声川总有一点戏谑和淡然，记者无意中问到的一个问题，才解释了赖的这种态度。

　　“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最不喜欢的是哪个部分？”

　　“就是这个，接受采访——对不起。”赖声川补充道：“有一次碰到李安，他说为了《卧虎藏龙》已做了750个采访”，而他自己也差不多了——把采访视为一项工作，赖声川做得就是这样心甘情愿而又无奈。

　　也许，在这个嘈吵、现实的世界上，看赖声川的人，就像看他的戏，看起来通俗易懂、不乏娱乐性，但是，在你不小心的时候又会被轻轻刺痛，用赖声川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你大笑，你会觉得自己可耻。”(文/谢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