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袋书没有完全准确的界定，大抵是指开本小于小32开，印张大致不超过10个印张的书。口袋书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7月在伦敦出版的“企鹅丛书”，这套丛书3年间销售2500多万册，获得巨大成功。口袋书从此流行于世并引发了一场“纸皮书革命”，对欧美国家的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与美国发明柯达克罗姆彩色胶片一起列入20世纪的人类发明、人类冒险和不寻常的事件当中。

　　口袋书之所以在西方兴起并流行到现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它的便于携带，可以在上下班的公车上、地铁里随手翻阅。在许多西方国家，“口袋书”的产生也往往是这样的：一本书先做精装本，卖得好，就再出平装书，最后才出“口袋书”，“口袋书”处在销售的最后一拨。

　　由于它体积小，好携带，售价也低廉，纸也较低档，“口袋书”的销售地点也常是非书店营业场所，如超市、便利店、机场、车站、地铁等等，麦当劳也卖，人们可以随手买一本，等车或乘飞机时将它读完，下了车船飞机或扔了或捐了。在英国、德国，很多教堂外都有不少人在捐书，其中多是口袋书。口袋书的内容也多种多样，旅游指南、浪漫小说、生活指导、流行读物都有，许多《圣经》也都是小小的一册。正是因为口袋书便于携带，它就可以在上下班途中陪伴读者轻松一程，特别贴和见缝插针式的阅读习惯和“读书以消闲”的阅读目的。

　　但口袋书在国内似乎也一夜之间多了起来。印象里中国式的口袋书自出现之时就一直是精品书的另一代名词，能以口袋书的形式出版的总以名著缩写本、古诗词选为最，再不济也得是名言警句精华本之流。这类书不光内容严正使人一点轻松没有，在装帧纸张的设计选择上也属于那种必须小心轻放的，放在口袋里，怕折了，进书柜里装点门面倒是不错的安排，起码可以安抚大部分人要时刻提高自身修养的“急切”心理。其实早在中国古代也有小开本的书，古人称为“巾箱本”或“袖珍本”或“掌上本”，经史子集都有，它最重要的用处和好处就是能藏在长袖中便于考场作弊。到了20世纪中后期，发行量最大的口袋书得算是《毛主席语录》和《新华字典》了。应该说，这两类口袋书的出现倒是最名副其实，最符合国情的产物。

　　时下国内口袋书的流行更多的与出版方的一哄而上有关，正如《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总编宋文京所说，大多国产的口袋书与国外的相比，缺的是明确的市场定位和方向。因此没有目标读者群，似乎为小而小，或追求异形本的猎奇效果，或只是将大书字号缩小便了，结果是，精致没精致起来，通俗没有通俗下去，内容上也缺乏原则性和独创性。

　　在出版商一厢情愿的设想里，国内口袋书的购阅者应该大都集中为城市里的所谓白领人士，甚至有人声称：因为休闲服的流行，能装进休闲服口袋的口袋书才应运而生。

　　我们大可以按现实状况设想一下：一位穿着有大口袋休闲服的白领在上下班高峰时人头攒动的地铁或公车上掏出书来阅读的情境。首先，我们国家的公车、地铁在上下班的时候肯定不会有你看书的空隙，刚上车便要忙着在无立锥之地寻找落脚的地方，好不容易等到能坐下来的时候不是周围人的体味不绝于鼻而无心向书，就是快要到站了。其次，我们国家上至白领下至蓝领一旦在公车上或地铁上占了座儿，从兜里掏出来的绝大多数会是报纸。有一个2000年关于大众读书状况的调查分析表明，能把读书当作消闲、解闷之日常方式的只占总数的12%，这12%的人里习惯见缝插针式的阅读的就更是少得可怜了。试问如此民风民情之下的口袋书又怎么可能真正流行呢？

　　书店里的确有着一群群日韩族的小孩儿围在那儿特专注地看小本书，但这些口袋书大部分是一些日本的漫画书，或者那些有着恶俗书名的所谓言情小说。口袋书的如此普及可能是出版商们史料未及的。更为恶劣的是，据说在广州街头，随便一家书摊店铺都可以很轻易买到印有《当坏女人遇上狐狸男》之类书名的口袋书，而买它的多数都是些初高中生。这种巴掌大一厘米厚的“口袋书”售价每本4元到5元。一个高一男生说，这类书里有“刺激的内容”，自己不看就显得“落伍”、“和同学少了个话题”。可看多了就觉得这“小书”实在“没劲了”，有好多同学“培养了兴趣”后就“晋级”看黄碟了。这得算是口袋书普及的最极端也是最负面的例子了。(文/黄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