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身着皮衣皮裤、手握长鞭的性感女郎出现在京沪穗的私人Party上，用深具SM意味的表演掀起聚会的小小高潮时，“女性法西斯”这个说出来能让男人们解一口闷气的词汇算是找到了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具像代表。

　　如果说之前的“女强人”、“铁娘子”等加诸于女人头上的种种称谓，除了道出男人的不满，不容回避的还有男人的失落和敬意在里头，但从字面上理解，“女性法西斯”就更进一步，让人只感觉到男人们的抵触和畏惧。也许是为了化解这种不足为外人道的负面情感，男人们转眼就把“女性法西斯”具像为一个虐恋文化中的施虐者，同时把这种以女性为主导的虐恋化解为一种时尚，虽然虐恋在我们的社会里还远远不到可以时尚化的地步。

　　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化解为一种性的关系，这是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地位而最多采用的一种伎俩。但性的关系脱不开庸常生活的影子。单从SM的时尚化，你就已经能感受到女人在现实生活中对男人们的压迫了。女性的新型地位及随之而来的两性之间的新型关系，逼着人们重新进行思考。

　　性别新模式：谁更主动？

　　“女性法西斯”这个词在90年代初最初出现的时候，也是从性的角度引来了人们的注意。在美国费城艺术大学任教的帕格利亚因为一本颇具争议的书《性面具》，而“荣幸”获得了这一称谓。《旧金山记事报》上曾经登载过帕格利亚的一幅照片，只见身材高大的她怀里搂着两位鲜活生猛的黑人青年。据说，这幅照片的创意，与帕格利亚的理论是一致的。

　　无可争议的是，随着女人在社会、经济上地位的逐渐攀升，曾经几近严酷的伦理道德对于女性也不再具有精神和肉体上的约束，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追求自己的性权力。当男人们把“追”换成了“扣”时，男女关系中最基本的调情游戏已经发生了扭转。

　　胡瓜的《非常男女》可以做到让女主角坦然地宣布“每周几次最佳”，内地的《玫瑰之约》同样有女嘉宾当众侃侃而谈“不可忍受长时间的分离”。在聊天室、ICQ或更为直截了当的“同城约会”上，一个男人对于自己容貌和身材的描述绝对要比对于头脑或者财富的描述能赢得更多的点击。女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施展欲擒故纵、欲拒还迎的把戏，因为把握一个男人，并不再是她们生活的重心。她们甚至比男人还不能够忍受“调情游戏”对于效率的浪费。台北的午夜节目《性爱学分》女主持兼作家吴淡如就说过：“扣就是勾引，勾引就是两厢情愿。男人扣女，女人也扣男。”

　　牛郎这一“职业”的出现和小范围泛滥，让女人在性上的主动性乃至攻击性明晰化了。一份周刊不久前对牛郎的一篇深度报道，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女顾客们对牛郎的性的压榨，不管其报道的真实性如何，在用词上能看得出有渲染之嫌。也许当一种事物来得太猛烈时，夸张这种猛烈反而让“受害者”们能够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慰藉，这样他们所做的一切反应都是应该的。

　　受害者妄想狂：一个阴谋？

　　男人们对牛郎经过了渲染的同情一度是女人们惯用的伎俩，那就是“受害者心态”。性骚扰首先在美国得以获罪，随之是婚内强奸。美国是女权主义最具攻击性和最制度化的国家，但也正是在这个国家，女人们攫取了最多的受害者的地位。保拉·琼斯将桃色新闻公诸于众并以性骚扰为由向克林顿提出70万美元的赔偿，洛瑞娜波比特在切掉其夫的阳具之后却获得了十分之六的美国女人的同情，最终被宣布无罪。这对于全球的女性都是个鼓舞。

　　中国也开始有性骚扰和婚内强奸案，但在目前，这些都还不足以引起社会的普遍同情。因为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女人们不需要通过“性骚扰”和“婚内强奸”，甚至不需要通过“家庭暴力”，就已经牢牢占据了“受害者地位”。中国女人手里的一把利器便是“家庭”。从新社会成立之后，中国基本上不再有“家庭妇女”这一职业。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代，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一直承担着社会和家庭双重的责任，从而赢得了比男人更强的家庭地位，“妻管严”这一轻疾由此在中国蔓延。当市场经济打破了往日的许多平衡，无法到社会上一拼的女人们便患上了严重的“受害者”心态。

　　无过错离婚、婚外情、二奶……这些新兴的对固有婚姻的冲击，让已经失去市场竞争力的女人们感受到了致命的恐慌。她们只有把自己的“受害者地位”牢牢把握，亲手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无力自卫的面具，才能感觉到安全。她们通过“受害者”心态，操纵男人的同情和内疚，从而在家庭和社会上赢取更多的权力。

　　女人尽管自认为是被伤害的主体，但她们并未放弃自主和理想，反而她们通过要求具有尊敬及安全色彩的更高生存环境，通过揭露男性暴力，通过对已被接受的社会化规范的反抗，通过她们的对于建立两性间新的行为准则的渴望来维持她们的理想。女性的这种意识夹杂着一种积极改变习惯及法律的主观愿望，改革或改造男人的愿望，甚至于改造他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爱好。这就让男人们感到了愤怒。

　　性骚扰：谁骚扰谁？

　　自从女性的职业身份赢得了社会更多的合法性之后，在工作场合的性侵害就显得难以容忍了。因为它不仅伤害到了个人的尊严，而且伤害到了女性的职业平等和尊严。性骚扰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轻罪，用意是很明显的：要保护女人不受男性的不轨行为的侵害。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女上司出现在职业场合时，性骚扰这种东西又发生了另一种彻底的逆转，这在美国的一部影片中暴露无疑。

　　性骚扰文化确实具有保护妇女的意识，但也是一种“用女性的狡黠来重新点燃包括男人和她自己本身在内的欲望的方法。”在男性地位开始衰落的今天，男性甚至对性行为失去兴趣。而女人频频的反性骚扰，则更加强化了女人与男人的距离，使男性的愿望从占领女性这个目标上转移到它处。所以女上司骚扰男下属之类的电影反而会在女人们反性骚扰反得厉害的美国出现。

　　反骚扰运动的本意想将女性从男性的不合时宜的讨好行径中解放出来，但事实上，却是将男性更多地从女性“需要”中解放出来，从原本以女性为中心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通过“不要性骚扰，只要性高潮”等种种口号，女人们越来越展现出一种对男人们个人生活的限制：在公众场合，尤其是工作场合，男人们要注意自己与女性的身体距离、手势和表情、聊天的内容，说话的语气，甚至电脑保护屏的内容。

　　在美国，这一切具有干涉性的斗争意识已经被认为是“新的文化及道德恐怖主义”，对社会的自由秩序构成极大危险。新女权主义断言“一切都是政治”，这使得它在某种程度上像一种极权行为，它所想到的也许是通过国家来吞并私人，摧毁个人对其生活的自主权，用公共规范来完全限制个人行为。有很多人对此种行为极端反感，批判它是“女性法西斯”。

　　没有进攻就没有乐趣？

　　从技术角度讲，女人们在男女两性游戏规则中的主动，将能更大程度地提高男女两性交往的效率。然而事实却是相反。在一个“同城约会”就可以将数十个符合条件的异性招至面前时，男人们反而格外打不起精神。杂志、广告不断提到“阳萎”这个话题，而在私下交谈中，年轻女人们总在抱怨自己没人追求，或抱怨男人的躲闪及回避态度。

　　男性这种“临阵脱逃”的现象有时被认为是心灵困惑的表现，而这种表现是与传统性别角色在现代的混乱相联系的。而妇女解放运动及对“好男人”形象的鼓吹也许会造成一场更大规模的男性行为混乱。

　　女人，从此之后已是自由之身。虽然一方面，作为性伙伴她比以前更容易接近，但另一方面对男性而言，她们显得比以往更无畏、更具威胁。许多男人不再明白女人到底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如果他们以保护者的面孔自居且大耍勾引手段，他们会被贴上大男子主义的标签；而如果他们退居幕后，女人们又抱怨他们身上的雄性特征在消失。

　　面对这些新的独立女人，由于她们不想活在男人的阴影之下，男人们于是显得手足无措。他们现在的压力更大、更为脆弱，地位更不稳定。对自己的雄性能力越来越担心。而那些放弃了所有的侵略性的“好男人”，即使他们殷勤体贴且承受力强，他们却不能提供给女人以能量及活力。也许因为如此，男性“被动化”趋势正以“指数化速度”在增加。

　　说到底，男女双方，无论哪一方处于想把对方掌控于其中的位置，其结果都会是令人悲哀的。(文/裴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