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新北京、新世纪、新奥运”一说，广州有“小变”、“中变”、“大变”之序，中国城市中流行“日新月异”之辞。总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切都在飞速变化，这是基本国情，应该没有错，但把城市之变当成是时装之换季一般，则基本上是错了。

　　城市是不断发展的，变化固然无止境。当代中国城市之变化，意指巨变、激变。从世界城市发展史来看，欧洲城市之激变，主要在工业革命以后。早期的变化，比如巴黎从10万人增长到50万人，经历了14世纪至16世纪两个多世纪。从中世纪城市到近代城市形态，其自然历史过程较长，因而城市的积淀较为深厚，积淀多了，城市传统就明确而稳定，以至于到了19世纪末，当钢铁构架的埃菲尔铁塔要打破巴黎城市轮廓线时，欧洲的一批文化名流就站出来大加反对。而当代中国城市之激变，则源于城市在短时间内人口急剧膨胀，快速建市化对本来就薄弱的城市传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既然无旧可守，人们就干脆欢天喜地迎新。

　　这是历史大势之所趋，变、变、变，似乎无可厚非。然而，以广州之变而论，却还有话可细说。广州从咸同道光年间算起，受殖民文化影响，有150年以上的历史，从民国算起也有近100年，城市应当有旧可守了。可如今广州人似乎普遍有究昨日种种皆非、论今日种种皆是的心态。反过来问，倘过去百十年皆为错罪，今朝一悟就会探骊得珠吗？倘若过去之历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为何当初就不能定下城市这等千年大计？

　　如今三年小变、五年中变、十年大变，充其量也就十年之计呀，千年大计从何做起？

　　说这番风凉话，绝不是我见不得广州人疏通内环路、清理贫民窟危房。与广东人打交道多了，我知道广东的城市决策者们普遍地有把城市建筑当作家俱摆设，甚至当作时装的意思。家穷的时候，买14寸黑白电视，富了再买大屏彩电——他们搞城市市政设施也大体持这么一种观点。加上中国不少地方的主政者有快出政绩以成功升迁的积习，所以城市建设有时就真的成了时装，人移季换。这些年稍为务实一些了，兴起为民办实事。这等实事，大体上也做不到50年以上的功夫，更遑论千年大功业了。

　　有人说，为官之人流行“为民办实事”，莫不是还有几件虚事要办不成？依我说，在城市建设上，还真的要办点虚事，即转变思想观念。广东地界违法建筑之盛，除了经济发展势头劲猛、政策法规不到位之因外，观念之偏颇，也是重要因素。老百姓对城市与建筑不会有超过50年的见识，现在商品房规定产权年限是70年，已经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了。这种临时性建筑的观念，源于我国木构建筑的传统，谁能想象望木头支撑的房子，5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呢？何况历代兵连祸结，世事更难料，连皇位都“可被取而代也”，皇宫都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百姓之居更是朝不保夕了。当今城市建筑用材多为钢筋混凝土，从旧时领受到木构的易朽性，到如今感知的钢筋混凝土的可塑性，中国人悟到的建筑之意义就是风生水起、50年不落后而已。欧洲城市那种由石头和唯一神崇拜塑成的永恒感，与中国城市是无缘了。这才是沸沸扬扬“变变变”魔咒之历史性魔法。除此心魔，固不是实事，然而当其时也。

　　17世纪中叶，贪了巨财的法国财政部长尼古拉·富凯在巴黎近郊建维孔庄园，请了一大批建筑师、园艺家、艺术家，太阳王路易十四上台把富凯杀了，维孔庄园仍旧由那些专家们规划、设计、建设。城市建设需要专家，我国近年来也很重视专家当政建城市，但一般定位于城市主管建设的副市长角色，有关城市的土地资源利用、大型项目开发、城市特色风貌景点，副市长之上的许多位长官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年还办了一些有关城市规划的“市长培训班”，速成了一批身在权位的专家，其素质水平则大可存疑。

　　何况，对于城市这一千年大计来说，中国土壤里长出的“专家”，又能有多少人与永恒取得联系？有多少人能持独立于功利、权力的立场？当然，倘独立于功利、权力，也就成了清流人物，若谋个实差，难免是时时处处俯仰随势。如是说来变法之功，长官与专家皆不可恭维，“人民城市人民建”，百姓观点就几近真理了吗？非也。中国百姓城市建筑观点之浅陋巫俗，实在尚只能称之为未启蒙的幼稚状态。

　　以我之见，还是得借诸专家系统，只是培养专家的学统和道统都得变一变，培养出一大批既能特立独行又精通权变、更兼学养深厚的专家，且在城市决策中专家能得到充分尊重，城市之变，才会如生物之成长，经胳畅通、肌理明确、逐步增长，积铢寸而达大观、经日月而至永恒，而绝不把为城市换脑换心断肢再植当市长功课，如是城之变化观，堪可由十年之论转化为千年之功。( 文／贺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