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北京有两个画家村，一个在昌平，一个在通县。因为没车，不能说去就去。但一直私心羡慕：一群执着的画家，为了一：原离名利、专心艺术，二：回归自然、享受生活，以大勇气、大智慧选择了背叛城市，我辈朝九晚五、执迷不悟的俗人除了羡慕还能说什么？

　　最近终于有机会去了一趟。画家村真的在村里，叫上苑村，第一个进驻的画家自然而然成了村长，把自己买地杀价、盖房兼工，以及跟村民拉关系建立友谊的经验传给后者。一段时间后，因为进驻的画家越来越

　　多，不但村长忙得本末颠倒，几乎没有时间作画，上苑村的地价也被炒起来了，于是又有了下苑村。

　　热心的村长带着我们，一家一家地拜访——几乎个个都在，只有一位画家，正开着北京吉普要出门，在村间的小路上被村长逮住了——真不幸！我觉得我们一行人就像鬼子进村，一走进院子门就尖叫：“把狗拴起来！”象征性地跟主人打过招呼，就各自散开，四处观望、问东问西，趁主人斟茶的功夫就自己上二楼，连人家的卧室和洗手间都不放过，问的问题包括怎么采暖及杏儿几月成熟，一副下次再来的架势，然后扔下几句客气话、一桌残茶和瓜子壳就走了。

　　到黄昏的时候，我们已经用同样的方式“骚扰”了五六位画家，在淡薄的夕阳下，向村头的小酒馆走去。

　　因为比城里冷，虽然个个都穿得挺厚，还是缩起了脖子，默不作声地沙沙地走——气氛忽然冷了下来。从背后看，大概更像鬼子进村了。

　　我是说，我再也不羡慕画家们的生活了。虽然他们住在阳光明亮的复式房子里，有城里人看来奢侈无比的巨大空间和宁静，但这些似乎脆弱不堪一击：任何一个渺小如我们，温顺如我们，善意如我们的造访者就能破坏这一切。为了提高画家村的知名度，给画家们带来任何一点卖画和出名的可能性，村长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做着同样的事——带人登门拜访，而且要小心地考虑拜访谁不拜访谁，跟谁吃饭不跟谁吃饭，以免得罪了敏感——精神敏感或物质敏感的画家们。

　　我开始在想这个问题，假如是我，牺牲了在城里吃西餐、泡酒吧、逛超市、看戏、纠集狐朋狗友打麻将的权利，用一年半载煞费苦心地给自己在村里弄个家，正准备画出惊世之作来——结果是自家成了装修样板间以及另类生活活报剧，每天供人观赏、拍照及啧啧赞叹。而且这种日子看起来没有尽头——我能怎么做？像疯狗一样跳起来破口大骂，得罪所有人并且断了自己的财路，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绕室疾走，让躁狂性精神病在身体里潜伏下来？也许最好是昧着良心，用田园生活的美好图景诱惑后来者，把房子和柿子树都高价卖给他，然后一溜烟地奔回城里去。

　　可怜的村长最后只想出了一招：规定了一条“即使住在隔壁，串门之前也得打个电话”的村规。

　　这就是说，除了粗鲁无礼的外来者，被本村“村民”骚扰的可能性更大，比如为了买车跟你借点钱什么的，你当然不能真的指望他还。既然这样，还搬到城外来干吗？在城里最吵闹地段的狭小公寓，至少关起门来自成一统。

　　村长说，有的不出名的年轻画家愿意来是为了机会，因为画家集中，容易吸引画廊和收藏者。这是事实，但画家水平不均，买家口味不一，谁卖了画，谁没卖画，卖的钱多还是少都成为不愉快的源头。

　　既然这样，还搬到城外来干吗？搞政治搞得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大城市。

　　据说通县的那个画家村，住的画家更出名，生活也更好，不但个个有车，而且几乎家家养狗——德国黑背那样的名种大狼狗，“带着来访的客人去卫生站打防疫针是村里的保留节目。”这真好笑，呵呵。

　　我在上海有个朋友，是个热爱旅行和艺术的寸头女孩。有一天突然发MAIL来，说搬家了——搬到了浦东的一个偏远地方，和那楼里一大帮还未成名的青年画家混在一起。“一到吃饭时间，楼里就吆喝，看谁家开饭了，就都去谁家吃。我都写不下去稿子了。”她笑着说。

　　在远离昌平和通县的十三陵附近的村里，单独住着一位画家和他的太太。跟画家村多数的建筑比，他们的二层小楼显得简陋，家具也是胡乱拼凑的，画室则是村里废弃的粮仓。“我不愿意跟他们扎堆。”那是去年夏天，穿着大短裤坐在后面就是长城的自家院子里，他淡淡地说。

　　楼上传来若有若无的钢琴声。

　　我真迟钝，到现在才明白了这话的意思。画家村？算了吧！(文／谢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