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的秋天

　　1993,北京，中关村。秋风咋起。《沙丘Ⅱ》，除《文明》之外，我又一个无法自拔的游戏。像许多人一样，在《沙丘Ⅰ》绚丽的色彩之后，我们一直在等待。现在他们说那是即时战略游戏的开山之作，那时候没有人在乎这种分类。我们玩，直到天昏地暗。在《沙丘》的电影和电视电影两种DVD像水银泻地之前，少数人迫不及待地买来了英文书，也有人偶然撞上了印数不算太多的中文本。奇怪的是，弗兰克·赫伯特从来不曾在中国的科幻迷中成为偶像。

　　《基地》和《2001：太空奥德赛》也循着同样的足迹来到过我们中间，不同的是，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从科学大会时代就已经开始赢得中国科幻迷(史称科普爱好者)的芳心，时至今日，这些太空史诗的缔造者们仍然是最多人心目中科幻小说的最佳代表。

　　然而，历史早已大踏步地前进着。当全部的艺术都被更具反叛色彩的反文化巨流裹挟的时候，“新浪潮”不可避免地到来。两个月前刚刚买到D版戈达尔《阿尔法城》的我们一直在疑惑法国“新浪潮”电影与科幻小说“新浪潮”之间的奇异平行，可是无论如何，还是后一种“新浪潮”更为极端地撕裂了人类的想象，让最瑰丽和最诡异合一。“新浪潮”的入口之一，迪兰尼(Samuel R. Delany)的《巴比塔-17》已经开始展示极富杀伤力的个性。在《巴比塔-17》中，尽管还是可以看到太空船和秘密军司令部，看到死去的机器人和外星文明之间的斗争，但它的主角，已经是那个后来沉醉于巴比塔-17这种独特语言的未来诗人。到《爱因斯坦交叉点》横空出世，迪兰尼界定了“新浪潮”的全新标准。

　　让那些对“新浪潮”的冷嘲热讽住口的还有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的《光神》及哈兰·埃利森(Harlan Ellison)编选的《危险景象》等等。在迪兰尼的迷幻史诗《达尔格林》以如椽巨笔勾勒未来欲情之后,还有谁有胆量与之争锋?一代新人。

　　“赛伯朋克”之夏

　　2000，芭堤雅，海滨书店。潮热。一排《<阁楼>书信》之外，《日蚀》静静地躺着。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看到它在，虽然它在我的亚马逊书单上存了好久。可是，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让人容易想象谢利(John Shirley)这本书中的未来淫逸之岛——“自由区”？有意思的是，在“气功”和“金丝猫”之外，网吧同样人满为患。

　　让“新浪潮”隐退的“赛伯朋克”作家们是第一代在所谓新技术下成长起来的科幻斗士，卫星天线、录像机、CD机、数字手表、微波、无线电话尽管还不像个人及微型电脑、因特网、手机、虚拟设备那样让人有生活在“科幻世界”的感觉，但已足以构成“现实矩阵”让人晕眩。同时，他们也是第一代读着品钦、巴勒斯和巴勒德这些后现代大师长大的作家，既浸淫于科技，也沉溺于大众文化，至于美学调调，反文化的那一套自是必不可少，毒品文化、重金属和朋克音乐、漫画书与电子游戏、《录像带谋杀案》和《异型》，都既是享受，又是营养。

　　由此，布鲁斯·斯特林、威廉·吉布森、谢利这些新人代表必定连“新浪潮”都不放在眼里，遑论其它。在他们那些精确描述近未来的狂想文字中，依稀可见后现代先行者们的影子，在技术变迁、信息爆炸和感官刺激的汹涌波涛之中，总是个体在显现，个人的混乱、忧伤、恐惧和怀疑主义挥之不去，其间夹杂着对人生重心还能把握时的淡淡乡愁。但说到对已经无所不用其极的资本的反抗，说到在颓败未来都市中对终极控制的摆脱，在当代文学中，还很难有能出其右者。在几乎所有被划进“赛伯朋克”的小说中，无论是作为滥觞的《神经浪游者》，还是集大成者的文集《镜象》中，狂躁社会与冷静内心、极端情绪与漠然灵魂的对比，让人对未来既神往又胆寒，或许那才是市场与消费社会发展的极至真相。当一种经济、政治或文化的霸权已经连反抗的尺寸都已预设，似乎作弄它才是至酷的境界。

　　春之女人

　　1999，新加坡，Fulan Center。雨后。听完那个非常热情的男同唱片店主描述新加坡黑色金属困境之后，瞎走到隔壁的租书店，除了三书架的言情小说，我看到的全是外太空和各式怪物装饰的科幻封面。晕菜。直到最后，看到冰冷星球上的双面人型山，哈，《黑暗中的左手》，乐葵因(Usula Le Quin)。

　　在我看来，在所谓当代文学中，只有在科幻领域，女人最无可辩白地让男人常年进入不应期。仅仅是作为这一领域女性觉醒早期路标之一的《黑暗中的左手》，就已经让男人在那个可以随便选择性别的星球上毫无尊严可言。至凯西·爱克(Kathy Acker)连《神经浪游者》都敢糟蹋的《无感帝国》席卷文坛，大伙都很清楚，男人要在这行混，已经比以前难上一万倍，因为阴花的盛开，来得比世上任何的宝塔都艳丽而富于深意。在《女男人》的全女性乌托邦或《新夏娃的激情》的男转女体中，那些匪夷所思的场景和绝对妖娆的文笔，完成着对女性情欲和魅力的双重赞颂。是不是真的受压抑越多，才气就会喷涌得越厉害？难怪我们身边几乎看不到女科幻作家对性别桎梏的类似猛击，也许这儿需要解放的先是男人的想象力。

　　冬日的机器

　　1997，北京，五道口。寒风刺骨。大棚里鱼龙混杂、连黑社会都想卖打口CD时期的五道口，最农民长相的人卖着最新潮的日本动画。五块钱一本的口袋书里混杂着同志的至爱尾崎男，下一家，我拿起8块钱一张的VCD，《五星物语》。“法惕马”，比人类美丽、聪慧那么多的生物，却总是永远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最酷的画面不是那几个人类喷血倒下的慢镜，而是某种在清楚宿命却依然挺身时的刻骨铭心的无奈。

　　看“法惕马”无法不让人联想起“帕非恩”，那是伊利莎白·寒德(Elizabeth Hand)《漫长冬日》中的鲜活肉体，他们的身躯比“法惕马”还要美丽，可是，命运却更加令人感叹。寒德的《12只猴子》的异类光辉连好莱坞巨星都无法完全将其抹杀，但真正令人胆寒的是她无穷的追问：当所有被彻底改造过的人和机器结合的造物在完全的混沌中一样迷惘，人与机器谁才是造物？谁才是未来的指向？是机器与人合一的造物更令人寒心，还是人的恶劣本性？

　　无季节的明天

　　1998，上海，外文书店。大雨。水坑，还是水坑，在斜巷里是一家劳保商店，我看到少年时穿过的黄军鞋，然后要了那把难看之极的雨伞。在外文书店最烂、显然还有水迹的几本书里，我看到了艾芬格(George Alec Effinger),《太阳的火焰》。我不敢肯定那更破的一本是不是还在外文书店最低的那排书架上躺着，但我敢肯定上海不会变成那个满街行走着可插卸晶片游魂的未来中东都城，不仅仅因为她雨多。艾芬格让《当重力失效》里的皮条客在《太阳的火焰》里变成了警察，因为在未来，你的身份或是情欲都全部可以改变，而那些用昧惑的眼神和丰满得快要爆裂的身体逼近你的男女中，或许就有可以取走你全部的经历，甚至感情。

　　绝不只是“赛伯朋克”才承袭了朋克音乐那种“我们没有未来”的姿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再也不太可能看到那种充溢着欢笑与阳光的乌托邦的原因。就是在《女男人》这样的女性胜利史诗中，也仍然有无尽的身体和灵魂挣扎。今天的世界即便没有双子塔的倒塌，也依然越来越像一部黑色科幻片，在幸福欢娱的同时闭上眼睛想想明天，也成了一种奢侈。那干吗不让这种奢侈来得更加凶猛？(文/郝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