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听过太多尘世间痴男怨女之情事的缘故吧，61岁的陈一筠的眼神总是疲惫的。她口才很好，适合做心理咨询，得体的发型和干净的衣着使她显得年轻，她还有着普通京城老太通常所不具备的干练与敏锐。

　　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志愿者”的陈一筠的头衔很多，而且都很长，以至于一张名片都不能写下：她的政治头衔是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副主任，她的学者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和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信息中心的主任，她的志愿者身份则是青苹果网站的总顾问和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京伦家庭科学中心的主任。

　　“迷惘，困惑，烦恼，冲动，理解，登陆greenapple网站，一切OK”——青苹果网站是解决青少年青春期性困惑的咨询网站。京伦家庭科学中心则主要针对成年人的婚恋难题——从青春期到老年，任何感情问题都可以找陈一筠，她很可能是中国听过不幸故事最多的人吧，尽管不幸的原因大多大同小异。

　　和想象中心理医师的形象不同，她并不慈祥，甚至有些严厉和愤世嫉俗。

　　她确实很忙，比有些媒体渲染的还要忙，“真是的，要是没有平安夜就好了。”2001年平安夜前夕，她还在一边忙忙碌碌，一边抱怨。

　　下午4点，地方是北京朝阳区美丽的樱花西街上的中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的《青苹果》编辑部，当日户外最低温度零下7度。

　　这个编辑部有着早年的电视片《编辑部的故事》里类似的繁忙景象，格局也相似，一群早已不再青春的人在进行着为他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制造着精神食粮的工作。他们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来，身份包括大学教授、编辑、报社社长和学生，和常规杂志社不同的是，月初或月尾他们不领一分钱工资——对，他们全是志愿者。

　　陈一筠说，她必须赶到城西北的苏州桥去和杂志美编确定下期杂志设计，她可以不过，人家还是要过平安夜的。

　　晚上9点，临时凑合了饭的陈一筠和几个编辑部同事又回到樱花西街，他们还要谈杂志新年的制作问题，谈经费问题。电话响起，一位数十年前曾经著名的数学家说心里有事，想和她谈谈。陈一筠已经为他义务咨询了十年。于是她马上赶到他所在的新侨饭店。

　　25日凌晨1点半，陈一筠回到家。此时，按照基督说法，旧年已经过去，新年已经来临。志愿者版图中的五星红旗

　　1980年9月，陈一筠到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做访问学者，头三个月，她没说一句中文，没见过一个中国人，结果是得了严重的失眠症而且想家。于是她去医院，想去拿几片安定，这是她在国内的惯常做法。

　　“医生不给，问明情况之后，他说这不是病，这只是文化冲突造成的心里反映，不能随便给药吃。但是医生拨了一个电话。”

　　于是当地华人社区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马上开车过来了，讲中文、看电影、午餐、开Party，陪她的都是当地的志愿者，陈一筠现在回忆她的感觉是“真是伟大”，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竟然有这么多有人情味的人和组织，是她在国内想都不曾想过的。

　　1980年12月，加拿大的冬天，很冷。大学里招募志愿者，主题是救助越南难民，陈一筠报名参加。

　　这是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志愿者的陈一筠志愿者生涯的第一步，什么感受?“那是一种帮助人的感觉，不像在国内，你很难帮到人，只能给人增加麻烦。”同宿舍的欧洲女生因为失恋而堕胎，却每晚发梦梦到婴儿啼哭，因而失眠恐惧，陈一筠去开导她。同时她也介入了许多当地的志愿者组织，关心吸毒人群和堕胎少女等。

　　“当时觉得特别恐惧，经济那么发达，许多人还活得很痛苦，大部分人都有情感挫折，吸毒堕胎这些问题那么严重。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就想，但愿中国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但我知道，等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这些社会问题可能一点都不会少。”

　　这话后来被她不幸言中。事实证明中国经济未必比别国发达，社会婚恋情感问题却不比任何国家少，而且更广泛、更隐蔽。

　　有志于此的陈一筠于是选修了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课程，等1987年她再次到美国洛杉矶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对于志愿者工作，她已经驾轻就熟了。

　　在志愿者网络和体系完备的美国，陈一筠飞快地找到了组织。1988年她回国不久，美国来电话说，华盛顿要举行国际志愿服务大会，问她想不想参加，并说可以解决旅费。

　　她想也不想地就去了。这是中国人面孔在国际志愿服务大会的初次亮相，中国国旗也被升起，这是陈一筠“中国第一志愿者”的由来。

志愿者哲学的中国脸孔

　　陈一筠1964年毕业于北大俄文系，毕业评语里写着“个人主义突出，与组织关系不紧密”，谁都不能想到，当时最大理想是去苏联留学的她，如今却成了一个最坚定的集体主义者。

　　“其实中国的雷锋也是志愿者，但学雷锋太政治化，难以在民间推广，另外街道社区也有志愿者性质，阶级互助，没有报酬。”

　　1988年从国际志愿服务大会回来的陈一筠开始不间断地做心理咨询，当时正是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不少万元户的妻子来找陈一筠，抱怨丈夫不教育孩子，不顾家，在外面找情人。

　　“以前没有一个地方，老是去别人那做，做完了一期节目，人家来找我，都是婚姻生活，要死要活的，我又不能不帮手，中国还没有职业的心理医生。改革开放以来，民政部门的职能被削弱，街道社区也不能发挥原来作用，这些问题谁管？需要许多民间组织，民间团体作为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种力量，尤其应该发挥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对于民间团体的管理解冻之后，1993年，陈一筠主持的京伦家庭科学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社会研究机构。

“青苹果”成立于2000年7月，前身是陈一筠在北京举办的少男少女课堂。杂志最初每期印600本，后增至3000本，无偿赠送到学校和德育机构。

　　“困难太多了，刚开始时没有办公地方，我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三个人凑了一万多块钱，租了一个小房子，后来房东嫌钱少，不租给我们了，只好再去找，1998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给我们5000块钱，还是阎明复签的字。后来美国福特基金会看我们可怜，给了我们一点钱，其它的捐助很少，有也是政治性的，摊派性的。”

　　直到后来遇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情形才得以好转。但现在陈一筠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招募新的志愿者，很多大学生上学时能来，工作了经常加班就渐渐少来。许多跟随陈一筠快10年的志愿者，至今从未领过一文钱。

向天堂的心理赎救

　　在加拿大，在美国，陈一筠最想不通的就是为何如此多在她看来已经衣食无忧的富人会活得如此绝望、孤独和深陷恐惧，从而甘愿浪费时间与金钱去做毫无报酬的志愿者工作获得安宁，甚至为之倾家荡产。

　　这一点深刻影响了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当一个人的价值观已经内化为你的行为方式时，任何所为都是不自然的被驱动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她的工作。她的研究员的职称评定，申请了10年才批下来。有人认为她没干正经事儿，也有人说，她写的那些教材是科普读物，不是论著。

　　陈一筠说她已经退休，而且真的很累，想休息一下。但她不放心，她担心她的后继者可能因为资金或个人困难中途退出。

　　这几乎是目前所有中国民间志愿者同样面临的窘境：政府与民众因为各自的原因而对这样民间自愿者团体抱着或警视或冷漠的态度。

　　10年前，陈一筠还不敢想象今日中国的样子：改革开放20年，中国巨变。各种阶层，各种力量迅速分化消解，因社会变革而引起的社会摩擦越来越剧烈。而志愿者和民间团体是变动社会最好的润滑剂，不仅疗助个人，更疗助社会。

　　“常常面对很多濒临崩溃的咨询对象，任何一个人，只要能给他哪怕一丁点帮助，他都能活下去。志愿者哲学的意义也就在于此：扶助弱者，在心理上找寻快乐。”

1988年国际志愿服务大会的主要捐资方是日本丰田的老板娘，陈一筠曾与她有一番长谈。“国外很多的家庭结构是这样，老公挣钱，老婆再捐出去，这种结构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

　　“青苹果”很穷，连志愿者的来回车费和午餐费都不能提供，但陈一筠却不愿意去找中国的企业家资助。“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什么好处？能给我带来什么效益？”志愿者，相对利益来说，是天然的绝缘体。(文/朱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