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秀，互联网实验室首席战略顾问，1999年与方兴东合著了《起来——挑战微软“霸权”》。日前，他与汪丁丁、刘韧、吴伯凡等业界人士联名起草了《关于合理保护软件知识产权的呼吁书》，发起了中国“入世”以来的第一场全民大争论。

《新周刊》：你认为由于国民对知识产权理解不全面，使整个中国社会承受道德压力，让所有的中国民众背负“原罪”。这是你提出合理保护软件知识产权的初衷吗？

王俊秀：对，目前，国内出现了几种倾向。整个知识产权的宗旨发生了偏离。人们对知识产权法律在现今社会的位置没想明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认为知识产权是条例、单一的法规。但随着全球知识社会的到来，中国跟全球接轨分不开，我们到底奉行什么标准呢？我们正处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如果对国际的做法全盘接受显然不妥。有些跨国公司误导民众，是他们使盗版出现在市场上，这是他们的市场策略之一。通过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灌输给用盗版的用户，使其负载心理压力，把复杂的问题简单说成“偷和盗”。

　　这已经不是IT问题、法律问题，随着问题的深入，你会发现全世界正向知识型转变，知识产权从边缘立法变成中心立法。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应对？WTO的知识产权协议里，软件只列入文字范畴，可出租，年限为50年。但是，中国制定的是超越WTO标准、甚至超越发达国家保护水平的条例。比如《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指出：“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标直指最终个人用户，这将造成“举国皆贼”、“遍地是偷”的局面。中国如何主动这么做？这可是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名声。所以，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新周刊》：知识产权不是简单的“偷和盗”，那是什么？核心是什么？

王俊秀：核心是利益问题，是指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这是个博弈的过程，也是与跨国公司博弈的过程。为了企业的自身利益，有些企业无限夸大知识产权的保护作用，认为这是产业发展前提条件。像金山本来价格高，在经过红色风暴降价后，也活得不错。事实上，知识产权并不是软件业生存的唯一条件，还涉及到定价、类别、性能等方面。

《新周刊》：知识产权保护失衡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王俊秀：首先是损害了公共利益。中国还没出台反垄断法，仍然向产权人倾斜，没能从立法上制约产权人，从而保障公平的竞争。1992年，我国签署了《国际版权公约》，保护国外的出版物甚于自己的，其实这是超国民待遇。其次，个人用户也成为受害者，随时有可能被敲开房门，冠上犯法的帽子，成为经济严打的对象。

《新周刊》：专有权和共享权是软件保护的核心，如何均衡两者间的关系？

王俊秀：这关键要看是什么产品。好比软件，共享的话产生效益。因为现在协同工作、虚拟产业都是世界性的潮流。国际社会，企业的职能也在发生转变，为了谋求利润，企业必须承担社会的责任，政府的职能反而弱化了。如微软没受到处罚是因为他们跟司法部达成一个交易，向全国的中小学校提供电脑作为对社会的回报。那么，他们为什么就没给中国市场作出贡献。我们还没说他们是暴利正版，他们反而说我们用上了盗版。

　　达到均衡的措施可从保护力度、使用期限、产品价格等方面入手，这些都是不能割裂开的。另外，关于处罚的力度（现在是从100元到10000元，以正版软件原价5倍的价格处罚）也值得商榷，稍不注意将多一个引发腐败的渠道。

《新周刊》：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吗？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与发达国家抗衡？

王俊秀：巴西、印度都采取弱保护政策。在欧洲，软件知识产权是放在著作权里的，没有把保护软件放到那么高的位置上。但是他们实行优惠政策，在引进外国技术的同时，也扶植培育自己的人才。尽管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情况有点特殊，但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随着软件性能、种类的增多，像金山的信息安全性能就不错，相信中国企业有很大的潜力。再看手写、注音等功能与商务通的整合，砌入软件如信息家电的发展，定会给中国的软件业带来更大的突破。我们也可以参考印度模式，即向美国接项目进行开发。国内的企业已开始与文化背景差不多的日本进行类似的研发，培养自己的软件程序员。

《新周刊》：在入世后，我们是否将面临更多类似的问题，而不仅仅在经济范畴？

王俊秀：现在，妖魔化中国依然存在，外国人认识中国要有一个过程。没开放以前，中国与国际社会对立。谈完了，就意味着向国际接轨。信息文明，美国还是在高端向全球渗透。在我们接受它的同时，它会以恶的形式出现。那时候，我们就要谈判，以保护国家的利益，那是以WTO为底线。(文/龙竞雄)